1935年，叶剑英偶获密电，急告毛泽东，成功避免了一场内战

1956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到底是怎样的凶险竟让毛泽东视为最黑暗的时刻？当年的他，又是如何“逃出生天”的？

本期就跟您一起聊一聊发生在1935年的那场“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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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率领红一方面军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是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

两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很快就发现，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率领的队伍虽然号称中央红军，此时却如此地“凄惨”。

一路走来，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已经减员到两万人左右，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军容齐整、军备充足。这个发现，让张国焘的心思不免活泛了起来。

张国焘与毛泽东相识很早，不过当时双方对彼此的印象都不是很好。张国焘瞧不起毛泽东，毛泽东也认为张国焘太过高傲。

两人自1927年分别至今，际遇可谓是天壤之别。张国焘自一大以后，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始终处于党中央核心地位。

而毛泽东素遭排斥，直到遵义会议上，才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以“三人团”的方式管理军事。

张国焘一则素来以高傲姿态对待毛泽东，二则不满毛泽东在中央取得的地位，三则急于加强他本人以及红四方面军在中央的“影响”。

于是，在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悬殊的现实情况下，张国焘的野心也就膨胀了起来。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研究红军未来的走向。张国焘坚持固守川西北一带，向成都打，消灭南面的敌人，即“南下”。

毛泽东则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北上”计划上。最终，毛泽东的意见占了上风，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了“北上”的计划。

张国焘虽然碍于多数人的意见，被迫同意了北上的方案，但是他的内心，对中央、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不满。

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的野心，毛泽东等领导人未必不清楚，但是大敌当前，“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外，其余均向他让步。”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

但是，一个“区区”军委副主席的位置终究不能让张国焘满意。“他认为在两河口遭到了压制、孤立和围攻，这样的待遇与他在党内的资历、与他取得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实力极不相称，他必须有高烈度反应。”

张国焘的反应很直接，他把代表中央前去四方面军慰问的负责人李富春请到住处，直截了当地跟他说：“红军总部应该调整一下，以便真正体现统一军事指挥组织。我建议，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

但问题是，当时的总政委是周恩来，张国焘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中央军委设常委，周恩来、毛泽东等在军委常委专门谋划战略问题，不直接参与指挥。这样调整才能体现统一军事指挥，也有利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不仅如此，张国焘还专门在西北特委常委会上故意引导与会者认为中央对四方面军多有打压，散播对中央的不满。

而川陕省委竟然在这种鼓动下，给中央发了一封空前绝后的电报。

7月9日，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

这封电报的“空前绝后”之处在于：省一级的党组织公然要求改组中央领导组织，并制定了具体的人选。如此“丧心病狂”，也就无外乎政治局接到电报之后，立即想到了“逼宫”上面去了。

张国焘的行为，虽然让人气愤，但是无法团结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就永远无法跟中央红军协调一致行动。

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

但是，要给出哪个职位才能两全其美呢？经过与张闻天的商议，毛泽东决定把周恩来的总政委之职让给张闻天。张闻天见目的达到，欣然接受了这个职位。

张国焘既已获得军权，其内心犹不满足，借口遵义会议选举的新的领导班子并不合法，决定的路线也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增补进中央委员的席位里。

面对这一得寸进尺的要求，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上再一次做出了让步。张国焘终于同意部队开拔了。

根据张国焘的计划，预计北上的红军做了改编。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变成左路军与右路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担任“主攻”，右路军由前敌指挥部率领，中央机关亦随右路军前进。

不过，随之而来的矛盾是，北进的路线问题。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未来的战略方针。

令张国焘意想不到的是，进入中央的陈昌浩与徐向前这一次竟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会后，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 ，形成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个决定的重大意义在于，将本来作为预备队的右路军变为了主力军，这让原本率领左路军担任主力的张国焘十分恼火，为了抗议这一决定，他拒绝部队向右路军靠拢。

更甚者，张国焘借口连日大雨，左路军无法渡河，竟下令部队南返。9月9日，张国焘又密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当译电员将这封密信交给陈昌浩的时候，陈正在会上作报告，他无暇顾及，示意坐在旁边的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先看，叶剑英看完密电内容之后，立即找借口离开会场，飞奔前往党中央驻地报告。

叶剑英在党中央驻地第一个见到的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将密电内容抄写到香烟盒上，令叶剑英回去，他则立即找到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人商议。

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危险，毛泽东等人决定，暂时与四方面军分离，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计划已定，部队开拔。

本来，彭德怀等人深恐被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察觉，率领红四方面军发难，提议先将两人扣押，但是，毛泽东认为，如此一来，就开了红军打红军的先例了，他坚决反对。

“红军不打红军”，这是毛泽东的底线。他未料到的是，这也是徐向前的底线。

当红一方面军经过一个必经的深沟时。上面站着的是后来的开国上将许世友率领的部队，崖口坐镇的是人称“王疯子”的虎将王近山。

许世友向前敌指挥部请示：“一方面军连夜出走，是不是前总有命令叫他们走的？要不要带部队拦阻？”

陈昌浩以此问徐向前，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毛、徐这不谋而合的理念，阻止了一场内战的爆发，红一方面军也顺利走出了险境。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错误和今后行动方针。

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是，党中央始终对争取张国焘还抱有一丝希望，因而仍对其以同志相称，此决定也只被允许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口头传达。但是，张国焘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正如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估计的那样，张国焘“反对中央，叛变革命”，于10月份成立“第二中央”，自任主席。虽然之后由于南下的失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第二中央，北上与中央会合，但是，其分裂中共的历史罪责终究难以洗刷。

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恰巧碰到当时陈昌浩在会上的演讲正酣，恰巧叶剑英足够敏锐，才能事先被毛泽东等人获悉，进而做出清醒的判断。

又由于毛泽东、徐向前在危急时刻，保持克制，以“红军不打红军”为底线，才保证了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如若不然，张国焘其罪更大矣！

参考文献：

程中原著：《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06.

少华：《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一)》——《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五)》，《党史文苑》，2014年第13期——第21期

王树增：《毛泽东和张国焘在长征中的较量》，《领导文萃》，2007年第1期

卢禹池：《张国焘“密电”问题探析》，《党史博采(理论版)》，2020年第11期

董华朋：《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原因探析》，《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吴晓军：《论长征后期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斗争 ——对张国焘错误的再认识》，《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