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讲：夏文化研究系列讲座合集

说起系列讲座就不得不提今年上半年社科院考古所组织的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研究学术讲座。这个系列讲座也是为了配合今年在二里头遗址办的夏文化研究培训班而组织的。虽然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多少还有点争议，特别是在头条上各地的人很多都觉得自己那里才是夏都。如此热议虽然有些人已经跑偏了，但也可以看到大伙儿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这个系列讲座虽然在二里头办，是社科院考古所主办，但是各个研究人员的观点各异，思路和研究方法都不大一下，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从学习的角度看似乎又不那么系统，希望以后还能举办。以下为讲座摘要及视频链接。

第一讲：袁靖：二里头遗址的科技考古

科技考古就是依据考古学的研究思路，借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技术，参与考古学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在坚持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更加科学、更加系统、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科技考古的研究方法，开展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极为重要的标尺之一。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应用科技考古方法最多的遗址,通过开展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冶金考古、陶器科技考古、玉石器科技考古等多个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750-1520年左右，古人依据依山傍水的地势地貌建立都邑，当时的气候条件适宜，土地资源肥沃，古人的体质特征以“古中原类型”为主，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力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有明确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存在人口和家养动物的对外交流。这些均为早期国家在二里头的形成提供了理想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经济基础及开放的文化氛围。

第二讲：王立新：谱系·渊源·族属—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再思考

邹衡在《试论夏文化》等文中兼用文化谱系研究、都邑推考法和族属分析法所确立的夏商文化谱系，不仅在立论时有多重证据支撑，其后也得到了历年来考古发现的支持，是任何持异议者都无法回避或忽视的认识体系。近年，有学者依据年代上限被下拉之后的二里头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提出无法排除二里头文化主体或后半为商文化说成立的可能性。鉴于目前采用的碳十四测年拟合方法有较大的主观干预因素，甚至样品取舍等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因此不宜作为二里头文化性质界定的立论基础，也未能从根本上撼动邹衡对夏商文化谱系的认识。可以说，二里头文化主体遗存属于夏代的夏文化仍然是学界共识。从文化因素分析来看，二里头文化的主源仍是嵩山南北地区的龙山期遗存。所谓新砦期遗存是王湾三期文化、煤山文化及造律台文化等相互整合阶段的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孕育阶段。二里头类型中源自西北地区、东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均难以视为其主源因素。由嵩山南北地区的政治与社会一体化为动因所形成的二里头文化，从其分布范围与文献所记夏人主要居处地域的比较看，应当就是夏国及其与国之人所创造和使用的文化。

第三讲：方燕明：嵩山东南颍河中上游早期夏文化探索

嵩山东南颍河中上游的早期夏文化探索， 始于1959年徐旭生“夏墟”考古调查，徐先生依据古代文献指引，对颍水谷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给予特别关注。随后几十年间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区域进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以1977年登封王城岗发掘并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址、1979年发掘新密新砦遗址并发现新砦期遗存、1979年发现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址并进行多次发掘为代表。90年代后期，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对王城岗、瓦店、新砦考古与多学科研究为代表，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根据对嵩山地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考古材料的整理，研究者提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为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遗存为晚期夏文化；王城岗可能为“禹都阳城”，瓦店可能为禹启之居阳翟或夏台及“启有钧台之享”之地。同时关注其时的环境与生态、资源控制利用、生业方式、经济技术、人类学、人与社会、实验考古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将考古、文献、多学科材料进行整合，就早期夏文化探索得出若干认识。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与研究工作的综合，再现此区早期夏文化探索的历程和收获。并对夏文化探索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展望夏文化探索的未来发展。

第四讲：许宏：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

中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核心地区。中原中心的形成，是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关键性问题。随着考古发现的层出不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既在不断深化，也仍处于探索之中。讲座将追溯“青铜王朝乃中原中心之始”的认知路向，提示无限上推中原中心形成时间的问题所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原中心只能形成于二里头时代”的论断。

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正处于华夏文明从多元到初步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节点上。以此为契机，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二里头国家通过社会与文化的整合具有了核心的威势，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只有到了此时，中原中心才最终形成。作为夏商周王朝文明的先导，二里头文明建立起的管控协调大规模人群的政治架构，经青铜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后世王朝国家发展的基础。

第五‬讲‬：赵海涛‬：从都邑布局看二里头王权的发展

剖析二里头都邑聚落的构成要素、整体布局及其发展过程可探索二里头国家王权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发现和研究表明，二里头都邑以道路和墙垣规划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表明二里头都邑有了严格、清晰的规划。宫殿区居于核心，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中心的高度集中。除宫殿区、作坊区以外的多个区域外侧也以围墙间隔、防护，历年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人群，表明二里头都邑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根据对历年考古资料的研究，可基本复原二里头都邑布局的大致演变过程及其背景。

第六‬讲‬：孙庆伟‬：夏文化探索的态度、方法与证据

当前夏文化探索的分歧，关键在于对待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态度，或信古、或疑古、或释古。态度决定一切，过度疑古和盲目信古都不是考古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如何折衷古史传说与考古遗存，是每一个夏文化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方法取决于问题，问题根源于态度。有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滋生什么样的问题；企图解决何种问题，则自然会有相应的方法。从方法层面而言，夏文化探索的历史并不复杂。走出夏文化探索的困境，需要新思想，新方法。

因方法而得证据，方法正确，证据自然层出不穷。凡论夏文化研究者，无不列出自己的证据，但什么才是辨析夏文化，并进而论定夏代信史地位的真证据，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

第‬七‬讲‬：杜‬金‬鹏‬：最早的中国名叫“夏”

作为一个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队老队员、夏商考古战线老战士、夏文化探索巅峰时期参与者，要和大家分享四个问题：一，我与夏文化探索的缘分；二，为什么要探索夏文化；三，怎样探索夏文化；四，夏文化探索的现状与展望。

我在二里头遗址从事考古工作15年，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夏文化论战中，期间经历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与一些重量级学者有过共事经历或学术争鸣，也有一些个人的感悟和收获，或许有分享给青年学者的价值。

夏文化探索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中国考古学此前半个世纪里讨论最活跃、交锋最激烈、场面最宏大、成果最可喜的重大学术专题之一，也是夏商周考古最激动人心、引人入胜的学术“大片”。

但，夏文化探索不单单是学术问题，还是民族认同和民族感情问题，国家软实力竞争问题。

夏文化探索是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课题，其理论和方法也有一个逐步进步和成熟的过程。夏文化探索方法，大致可分为时空对证法、都邑界定法、文化因素分析法三种，历史证明是科学的、可行的方法。

经过约半个世纪的不懈探索和争鸣，夏文化讨论取得了长足进展，逐渐达成基本共识，考古学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讨论主体对象、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邑级遗址，已为长期论战的各方学者所接受。

夏文化探索，应该从“什么是夏文化”阶段转入“夏文化什么样”之历史阶段，把全面、深入研究夏文化内涵、特性、价值，作为新的任务目标。

第‬八‬讲‬：邓聪‬：二里头“龙牙璋”的故事

二里头的牙璋，被誉为“夏王朝最宏伟的玉器”。从1990年代在香港大湾亲手发现牙璋，讲者迄今三十多年间，由东亚文明边缘向中原核心地区，逐步亲自接触了中国及越南各地几乎所有已公布牙璋的实物。最近，更在日本偏远北海道，也发现了与牙璋十分相似的史前礼器。牙璋很可能是三代特別是夏商王权的象征之一，影响深远，汉代玉礼器中圭璋，仍占据重要的角色。

是次讲题集中以下几点讨论：

(1)璋、牙璋是什么概念？

(2)牙璋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吗？

(3)二里头牙璋的动物，或云鸡头及龙头？

(4)牙璋如何使用？

(5)中国以外牙璋如何扩散？

(6)夏商两朝代牙璋如何消长？

(7)玉礼器与王权的关系？

(8)《牙璋与国家的起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