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明”出自地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8:03:530阅

【编者按】“神”与“明”的形象、内涵及其历史流变，是理解《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一书的关键。春节前曾摘发郭静云教授之《“神”自天降》，现继续摘发“明自地出”，以与之呼应。二文均出自《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下编第三章第三节“自然神明观：从信仰到哲学”之一部分。谨以此文祝戊戌岁生机勃发，天地和谐。

1、商文明“地明出入”的形象观念

（1）甲骨文中“明”字的本义和字形考

在古人眼中，没有日月的天空，即所谓“纯天”，是幽暗不明的；日和月是天地之间神圣的明火，给大地带来光明和温暖。古人造字，以日月为“明”。虽然根据《说文‧囧部》：“朙，照也，从月囱。凡朙之属皆从朙。明，古文从日。”[1]将“明”的正体字视为从“囧”、“月”的“朙”，但同时说古文的“明”从“日”。对“明”字的雏形象形意义，学界有两种看法，其一由董作宾先生指出：“‘明’字……左为窗之象形字，右为月，取义于夜间家内黑暗，惟有窗前月光射入，以会明意。”[2]第二由李孝定先生所表达的不同意见：“董先生谓明从囱讹而为日”，认为正好相反，是因为“日月丽天明之至也。”[3]

从甲骨文字形来看，从“囧”的字型出现很少，如《合集》21037：“戊戌卜，贞：丁未疾，目不丧朙？其丧朙？”占卜疾病，眼睛失明的事情。另一片《合集》11708过于残缺，意思不清楚。从“日”的字型少数作地名[4]，而大部分是表达时间，即“明”与“昃”是一反义词，“明”指太阳升天的时段，而“昃”指下午太阳落地的时段，这就是“明”字的本义。甲骨文常见“明雨”[5]或“明雾”[6]的记录，表达“明（晨）下雨”或“明（晨）有雾”的现象。《合集》102曰：

《合集》15475亦曰：“贞：勿只（获），丁明岁？”应该记录丁日“明”（晨）进行岁祭之事。《合集》20190：“甲申

卜问第二天太阳升天时是否旋归于京城？[7]

可见，甲骨文“明”字的象形意义为从日月，以日为主，以月为辅；“明”字在殷商时期的用意指太阳升天的时刻，对此甲骨学界的看法一致[8]，即是明晨（指太阳出来时明亮的早晨而非明天的早晨，下同）、早晨，接近于后期传世文献中“朝”的意思。因为其本义如此，王玉哲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朙”与“明”要区分释成两个字：既然《合集》21037记载“丧朙”一词，意思最接近于后期的“明”字，所以“朙”才要读为“明”，而“明”本身要读为“朝”[9]。但以笔者浅见，这种看法恐怕牵强，虽然“朙”与“明”两个字的区分是有一定的道理，但二者最后合并而为现代“明”字的古文。故“明”不宜释为“朝”，甲骨文另有“ ”（朝）字，不必混淆。就“丧朙”的意思而言，其与日月明的“明”相差不远，“丧朙”就是看不到阳光，在没有阳光或月光发出明亮的情况下，人的眼睛本来也看不到的。眼睛失明，就是看不到日月，所以这是一种转义很近的用意。甲骨文的“~hz22”字就是许慎所言“朙”的古文，实际上二者是同时存在的字体，且最后秦汉时“朙”的正体字不再使用，而“明”字却沿用至今。该字的本义指大明升天的时段，即“明晨”，但在后来历史语言的发展中，其意思扩展而远远跨越了其原始本义，这是语言的演化中通常而自然发生的情形。

也就是说，“明”的意思最初取义于日或月出自地、光明升起的形象，因此，“明”字的写法从“日”和从“月”。

换言之，甲骨文“明”字的象形意义从日月，以日大明为主，以月小明为辅，“明”字在殷商时期的用意指太阳升天的时段，并特别强调日自地升天的意思。

（2）商文明礼器上“明纹”的本义

笔者推论，“明”字的本义是日月升天，是故“明”的形象不是简单地图画日月，而是以日图形容“升天”的意思。且从上述有关古文字的讨论出发，可见“明”之义与“囧”字的关系，“囧”字最初的象形意义应该是日象大明。后来在语文发展下，具体指出太阳时用“日”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囧即大明的形象消失，且大明形象的重点就是“明时”，即太阳明亮升天的形象。

在两商时代的礼器上，常见一种纹饰，上编提及它时，称之为“明纹”，但没有加以说明。明纹与神纹同样为跨区域的纹饰母题，在盘龙城（含郑州二里冈）、吴城、三星堆、殷墟都可见到（图百卅四：1；百廿八：1、2）。从盘龙城青铜器资料来看，明纹出现时代比神纹稍晚，神纹在盘龙城二、三、四期已普遍，而明纹好像只从四、五期才成为普遍的纹饰（此时间相当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四期到二里岗下层，不过在郑洛及华北地区带明纹的礼器目前只有从二里岗上层以来方见），盘龙城五、六、七期带明纹的礼器仍一直在用（图皕九九：1—6）[14]。

明纹

盘龙城时代的硬陶上出现明纹的例子极少，大部分是在青铜器上，但有一个特殊例子，即出现于二里冈上层灰坑中被特意打碎的硬陶的器底上（图皕九九：7）[15]。这种在器底的明纹出现率不高，但一定有特殊意义。青铜器上亦出现过明纹在内底和外底的盘形器，如新干大洋洲铜豆的盘内外环有夔纹，而中心有明纹（图百卅四：1）[16]；郑州向阳街窖藏出土的铜盂里，盘中有菌状中柱，其柱顶上有明纹（图皕九九：8）。[17]用作盘之外底纹饰的明纹，大部分出现在乌龟的造型上，此图案的意义，下文将另行讨论。但这都是盘龙城以外的或盘龙城以后的礼器，在盘龙文化的中央区域，可见明纹先用作爵和斝的纹饰，其他周边的国家吸收明纹后，才开始用在别的器形和部位上。

在盘龙城早商文化里，明纹多出现在斝和爵之菌状柱顶上。反之，菌状柱顶基本上都有明纹；另有部分见于斝腹部。笔者认为，明纹出现在器物刻意升高之处，这恰恰表达“明”为升天的意思（较少见的器底明纹，或许表达明自地出，而具有升天的能力）。带明纹的器物都属礼器，所以被预备跟着死者升天，或用来升享给祖先。因此明纹是在表达，用该礼器的祭礼，具有如同太阳自地下升天的能力，故而将象征大明升天能力的纹饰，特别安排于礼器之向上或向外突出的部位上，且安排在祭礼意义最深刻的斝和爵上。

学界一般将这种纹饰称为“涡纹”[18]或“圆涡纹”[19]，这种定义源自日本文化对“~hz17”纹饰的认识。日本最初可能从中国文化接受“明紋-1”、“~hz17”纹饰，一旦移入便获得新意思，自飞鸟时代以来，一直将这种纹饰用于瓦当上，象征水涡以防止建筑被火烧。后来在讨论商代礼器时也用“涡纹”一词来指称相似的纹饰，并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和沿用。但这种指称从根本上误解了该纹饰的本来意义。李朝远先生另外提出这种纹饰应为“火纹”，并将其解释为大火星或鹑火星崇拜[20]。以笔者浅见，这种解释亦不能成立。孟婷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出，所谓“涡纹”其实与“囧”字很象，而“囧”即是表达大明、太阳的意思。虽然孟婷后面提出的太阳崇拜概念不能成立，包括她用新石器时代一些纹饰与明纹作连接[21]，这都不妥当，但是将所谓“涡纹”释为“明纹”，将其与“囧”字和日象作连接，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观察。

也就是说，两商礼器上，不仅有神纹，亦有明纹，而且有神纹和明纹合在一起的构图（图百卅四：1；三零四：1）。汤商时期礼器上明纹的形状，绝大部分圆圈里有四勾，即将圆圈分成四段（如图皕九九：2[菌状柱顶纹]—5等），较少数分成三段（如图皕九九：6、7），另有较少量五勾形状（图皕九九：1、2[腰部纹]、8）。殷商时期四勾的依然多，但多勾已然占优势，且在造型上似已不太讲究明纹的具体形状。

不过在有些礼器上，明纹与宇宙中心天中图不宜混淆，如在三星堆铜殿顶部上各边有三个典型的四勾明纹图（图百廿八：1）；而三星堆第二号祭祀坑铜罍盖上的纹饰结构，则是象征大的天空图案：在四方饕餮之间有大空虚的天中（图三百），围着大空虚的天中，虽有与明纹形状相同的多勾纹环绕，但其所指的意义却与明纹不同，其描绘天中天帝、太一的构图，其意义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四方凤环绕天中的构图相近（图皕五八：4），只是在天中之四方有饕餮纹（这种构图的来源与文化脉络笔者拟另文讨论）。

换言之，礼器上的神纹与商语文之“神”、“虹”、“電”等字密切相关，而明纹则与“日”、“囧”、“~hz1”（朙、明）等字密切相关；前一组皆为象征天的范畴、由天所生的神精，而后一组则象征地的范畴、由地所生的明形。

（3）“明纹”与“日纹”之间的关系

从发掘非常不足的盘龙城遗址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国家通用的典礼。楚商的信仰礼仪很规范，每种礼器在礼仪上的作用较为固定，因此明纹只出现在铜斝和铜爵上。但在规范化的明纹之外，盘龙城礼器上另可见圆纹和双同心圆纹“日文”，而且这种纹饰的出现也有规律：基本上限于出现在鬲上，经常构成陶鬲肩上的饰带。目前这一类圆形纹最早见于盘龙城三期铜鬲上（图三零三：1，带明纹的礼器或许也源自盘龙城三期，只是目前因发掘不足，而未见到三期带明纹的礼器）。荆南寺出土时代相同的铜斝也有圆形纹饰带（图三零三：2）。总体来说，带圆形纹饰带的礼器基本上以陶鬲或铜鬲为主，并且该纹是更多见于陶质礼器上。在盘龙城文化成熟阶段，器物、纹饰各有其等级，明纹均见于高等级礼器铜爵、铜斝上，所以本身应属于高等级的纹饰；而单圆形纹、双同心圆形纹饰带均见于夹沙灰陶或硬陶鬲上，所以该纹饰的等级明显低于明纹。

单圆纹在盘龙城四、五期的陶鬲上可零散见到（图三零三：3），但是从发展典范的趋势来看，双同心圆纹渐占优势，并且内圆较小，似为明纹省略勾而已：即从“明紋”省略到“日紋”。盘龙城四期至六期都有这种陶鬲（图三零三：4—8）[22]，周围其它盘龙城文化遗址也零零散散出现带日紋纹饰带的陶鬲，如武汉香炉山遗址（图三零三：16）等[23]。在北部，同样的鬲见于二里冈上层（图三零三：9）；向东，见于九江县荞麦岭；向西南，则见于荆南寺（图三零三：10—14），荆南寺也出土了一件带双同心圆饰带的甗（图三零三：15），但总体上这是鬲的纹饰[24]。

盘龙城楚商被殷商毁灭后，在殷商的礼器上明纹用得很普遍，但日纹少见，也许是因为明纹从一开始就是青铜器纹饰，而日纹只是陶质礼器上的纹饰，北方的殷商多发展青铜礼器，而制陶技术普通，硬陶颇为罕见，故亦未见带日纹的礼器。但是，在南方的虎国（吴城文化），硬陶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带日纹的礼器也是常见。吴城二期（相当于盘龙城六期）硬陶鬲上常见日纹（图三零四：2），但也不限于硬陶鬲，硬陶豆上也常有两、三圈日纹饰带（图三零四：3）；吴城三期（相当殷商时期），日纹饰带成为硬陶上通用的纹饰，特别常见于器盖上（图三零四：4）[25]。吴城文化其它遗址，如牛头城等，硬陶上的日纹也较普遍，鬲、豆、盆、罐上都有，尤其是在器盖是，几乎都有日纹。吴城文化是不是全面吸收了日纹的涵义，或者只是习惯性用作器物的饰带，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日纹的形成与明纹有很明确的关系：青铜器上明纹的神祕意义，在于死者取象于日，死者入土后第二天获得再生及升天的能力，人们的祈祷也能乘日升天；硬陶上的日纹则是明纹的简化版，在不同等级的礼器上表达相同的“明自地升天”的祈祷。

明自地升天的信仰，不但见于殷商甲骨文和两商时代的礼器上，传世神话亦保留有此信仰的痕迹。

（4）神话中“明”出入地信仰的遗迹

其实，日月二明，在自然界即有按时轮流着升天而落地的机能，在古代神话中，大地乃是日月所出与所入之处，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记录六山为“日月所出”（大言山、合虚山、明星山、鞠陵于天山、猗天苏门山、壑明俊疾山），而《山海经‧大荒西经》则纪录六山为“日月所入”（丰沮玉门山、龙山、日月山、鏖鏊巨山、常阳山、大荒山）。《楚辞‧天问》另载：“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表达日月二者出于汤谷之地，而入于蒙汜地，换言之，这也就是大地所出之“明”。

有关《山海经》与《楚辞》日出日落地明之别，明代杨慎补注指出，《山海经》少了第七个，即最著名的日月所出的汤古：“七，盖合汤谷扶木而计也”。但袁珂先生跟着宋代朱熹和洪兴祖将汤谷指视为日出之地，而不是日月二明所出[26]。可是《山海经》所指都是山，而汤谷是山谷湿地，并且《楚辞》的句法结构足以阐明，“汤谷”即是“明谷”，是日和月二明为之出地，而以蒙汜为入地。

所以东、西十二山和谷、汜两地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神话传统。此外还有扶桑神话。扶桑见于日出入的神话，并且十日从扶桑起飞也落到扶桑，所以汤谷和扶木应该是来源不同的信仰。但在这三种信仰中，十二山和谷、汜，同样认为日月出自地。这一现象在神和明相对的意义上，恰好构成互补相交的关系。在天地之交里，天的贡献是降神，而地的贡献是升明。但是负责下上相连的明，不能只上升，亦得归落，所以神话中或有相对的六和六座山，或有汤谷和蒙汜。

上古时代，当人们试图认识和理解宇宙自然现象时，将日和月看作是由地所产生的“明形”，日和月有按时轮流着升天的机能，这也就是大地所出之“明”。“明”的本义就是地的范畴升天，从地的角色来实行天地之交。直至战国时期此一“地明日月”观念仍然存在，先秦人仍然认为，日月不是天神，日月是由地所生。神气是昊天赐降给大地以交，而日月两个明形是大地供升给天而交。

2、哲理化的“明出”概念

古籍也经常指出日与月合为明之观念，如《礼记‧经解》：“日月并明。”《礼记‧中庸》：“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荀子‧礼论》在探讨合乎礼的生机流程时便云：“天地以合，日月以明。”《荀子‧解蔽》又云：“明参日月。”《国语‧周语上》记载了崇拜“明神”之事情，韦昭注：“明神，日月也”。[27]

易学传统更足以证明，“明参日月”实际上牵涉到非常深入的宇宙观。在此宇宙观里，“明”是以日月结合为一的思想范畴。例如，依据《易‧乾卦》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28]描述天地之合，乃合德（神明之德），而日月之合乃合为明。帛书《系辞》有曰：“垂马（码）著明，莫大乎日月。”南唐徐锴在《系传通论》解释此句云：“在天上莫明于日月，故于文日月为明。”《系辞》也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29]这更加说明，“明”是日月相推相辅而生的。《系辞》又曰：“日月之道，上明者也。”[30]日和月的功能即是把明从地推升于天。《易‧晋卦》之《彖》特别强调明出自地上：“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31]

以上可知，从两商到两汉主流思想认为，日月并不属“天体”，而属由地所生的“明”。

（三）神与明相辅的思想

1、相对与相补

“地出明”概念源自日月出自地上的自然现象，这就是相对于天之“神德”的地之“明德”的概念之本。换言之，“明”表示日月可由地达天，这一自然现象就成为自然“明德”概念形成的依据。并且，相对于天所降的“神气”，地升出日月明形。故《鹖冠子‧度万》云：“天者神也，地者形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言：“天有精，地有形。”《系辞》亦曰：“在天成码，在地成形。”[32]这些问题，都属于自然哲学的神明观，下文再进一步分析。

在天地之交里，天的贡献是降神，而地的贡献是升明。但是负责上下相连的神，不能只下降，亦得归升；而负责下上相连的明，不能只上升，亦得归落。自上而下的神降意味着盈生，自下而上的神归，即意味着死亡而再生；而自下而上的明升意味着提供明亮温暖以养生，自上而下的明落，即意味着死亡而求再生。生者在地，而死者在天。神生者在地，死者在天；而明生者在天，死者在地，此乃最完整的天地相生相杀的宇宙观。

这一思想源自商文明，而在战国时期被哲理化，实为一脉相承的“天地神明”宇宙观的演化。因神降自天而明出自地，则神与明处于自然对立状态，故先秦两汉语言中，“神”与“明”是意思相对的两个字，组合成互补相对的范畴。对此《庄子‧天下》有提问：“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而《庄子‧天道》有说明：“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东汉荀爽在《周易荀氏注》也解释：“神之在天，明之在地，神以夜光，明以昼照”。[33]

下文将进一步了解，“神”与“明”合成一体的观念之来源及其核心范围。

[1]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314。

[2]董作宾，《殷历谱》，上编卷一，页四。

[3]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页2004、2268。

[4]如《合集》14。

[5]如《合集》6037、11497—11499、21016等。

[6]如《合集》721、6037、11506、13450、20717、20995；《英藏》1101等。

[7]另有些过于残缺意思不详的卜辞，如《合集》2223、19606—19608、20256；《屯南》3259等。

[8]《甲林》，页1120—1121。

[9]《甲林》，页1121、1348、1391—1393。

[10]另有《合集》8104将“”用作地名；《合集》18725过于残缺意思不清楚。

[11]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314下。

[12]《大字典》，页715。

[13]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页2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页1171；春秋齐‧管仲、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页939。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页416，图三〇二；页141，图八八；页279，图二〇三；此外其它盘龙城出土斝和大部分爵都有此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赵芝荃; 徐殿魁，《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第 10 期，页872 —879、961—963，图4、5；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卷，页46—47，图二一。

[1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著，《郑州二里冈》，图参拾：23；图版拾参：25。

[16]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合编，《长江中游靑铜王国：江西新干出土靑铜艺术》，页35，图28。

[17]河南省文物考古所、郑州市博物馆、杨育彬、于晓兴，《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3期，页49—59、97、101，图十七：2

[18]孟婷，《商周青铜器上的涡纹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9]张婷、刘斌，《浅析商周青铜器上的圆涡纹》，《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页68—71。

[20]李朝远，《青铜器火纹象征意义的原型及其转换》，《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5期，页73—79；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21]孟婷，《商周青铜器上的涡纹研究》。

[22]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页129，图七九：4；页332，图二三六：7；页412，图二九九：2；页144；页332，图二三六：8；页237，图一七二：6；页360。

[23]香炉山考古队、黄锂，《湖北武汉市阳逻香炉山遗址考古发掘纪要》，《南方文物》，1993年第l期，页1—7、127。

[24]荆州博物馆主编，《荆州荆南寺》，页58，图六三；页72—7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著，《郑州二里冈》，页15；荞麦岭遗址的资料待江西考古所整理报告。

[2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编著，《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页183—197、291—295、318—328。

[26]西晋‧郭璞注、郭郛注证，《山海经注证》，页762—763；宋‧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页12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