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的奢华：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

近十年最让人震惊，且收获最大，改变大伙儿三观的莫过于南昌西汉海昏侯墓。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500米的墎墩山。2011年至今的海昏侯墓考古工作，得到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以“一流的考古，一流的保护，一流的展示”为目标，按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进行。

一、全新理念下的海昏侯墓考古

首先，海昏侯墓考古工作，考古队没有按照惯例，直奔主题，集中力量发掘主墓。而是先进行顶层设计，确立以聚落考古、大遗址考古为思路的南昌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技术路线。

在2011年先进行大面积的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了海昏侯墓园、紫金城城址及其周围庞大的墓葬群。这样就把海昏侯墓和海昏侯国都邑遗址联系起来，使整个海昏侯墓考古工作采用聚落考古、大遗址考古方法进行，使海昏侯国遗址的考古工作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推进。

2012-2013年，实施墓园的考古发掘工作。2014—2015年，进行主墓发掘。2016—2017年，进行海昏侯刘贺墓主棺内棺、五号祔葬墓主棺的实验室考古工作；启动青铜器、玉器、金器、漆木器、简牍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2018年至今，进行海昏侯刘贺墓园2号墓的发掘。

第二，在考古工作的不同阶段，针对各个发掘对象，都要先期制定详细的发掘方案和预案，在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复后，方能具体实施。同时依靠已发掘的汉代帝、王、侯陵墓的材料以及学术界已有的汉代研究成果，每一个阶段都有预判，从而保证整个发掘工作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学术性。

比如，考古人员在清理主墓甬道两辆偶车时，发现了实用青铜錞于和青铜编铙，现场专家认为东汉画像石上经常出现诸侯王出行的鼓车题材，以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的“大王车出行图”为代表。并结合《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广雅》：“以金铙止鼓”的文献记载，推测除了有青铜錞于和编铙，应该还有鼓。考古人员按照这一思路，经过十分细致的清理，终于在靠近甬道入口的塌陷椁板边缘发现了木制鼓框残片和保存完好的髹漆木制鼓槌，给西汉列侯出行“金车、鼓车并用”的搭配组合找到了实物证据。

第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本着“慎之又慎，确保文物万无一失”的原则，始终将文物的现场保护摆在首位。在提取遗物过程中，考古发掘人员和文物保护人员紧密合作，共同提出提取预案，共同参与到文物提取和保护工作中；广泛采用套箱提取进行实验室考古的方法，有效保护脆弱质文物和埋藏情况复杂的文物；提取出的文物都在考古工地的应急保护场所进行现场应急保护处置后，才进入工地文物保护工作用房，实施专门保护。

第四，此次发掘不是单纯地发掘墓葬本身而是将墓葬发掘与今后的展示利用、大遗址保护有机联系起来，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创造条件。

比如墓内共出土铜钱约200万枚，重达10多吨，数量巨大，发掘过程中选取了摆放最清楚、排列最整齐、保存状况最好、约2吨重的一组进行套箱提取，就是为将来的展示服务。又比如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也是为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科学而充实的资料。

第五，海昏侯墓考古工作在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现场指导下，集全国各方面专家之力，特别是高校与科研单位的全面介入，并参与文物保护方案设计与实施，既强化对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也把合作延伸到实验室，取得了单纯依靠田野考古手段无法达到的效果。

第六、在整个考古和保护过程中，地球物理探测、GPS定位、电子全站仪布网测绘、地理信息系统（GIS系统）、航拍、三维扫描、延时摄影、数据库等数字化采集和记录手段，探伤、X光成像、红外扫描、高光谱、能谱分析等无损或微损分析检测技术，去离子水养护、泥土分离剂、薄荷醇、充氮保护和低氧气调链等文物提取和保护技术，蛋白质、孢粉、DNA基因等分析、检测技术均得到广泛运用，争取做到发掘精细化、资料影像化、信息数字化，保证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展示利用的权威、规范和科学性。

如对整个海昏侯墓园进行了布网测绘，采用2米作为点距，5米作为线距，测控点多达9000多个，使海昏侯墓园内，任何一个地方，出土的任何一件遗物都有自己的三维坐标数据。又比如在主棺内棺未打开之前，运用X光成像技术了解内棺里遗骸和遗物的情况。采用能谱分析发现海昏侯刘贺遗骸下面是一张以铅钡为成分的包金丝缕琉璃席；北藏椁乐器库内的编磬是一架铁质编磬。采用红外扫描、高光谱技术获取和保留简牍、孔子衣镜上的文字、图像信息，为下一步的保护和释读、研究工作打下基础。《论语·知道》篇的篇名简，就是通过红外扫描技术发现的，从而初步判断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竹书《论语》很可能就是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孔子衣镜上最早的孔子画像和最早的东王公形象也是通过高光谱技术获取的。

充氮保护和低氧气调链技术的运用，就是一旦发现有机质的文物，包括尸体或者纺织品，就会放进低氧舱，无氧和低氧环境能够减缓文物被氧化破坏的过程，考古人员会带着氧气包在里面进行工作，这是中国在考古上首次使用航天科技手段，是文物保护技术上的一次全新尝试。再比如通过对浮选出的各类植物和树叶遗存的检测分析，发现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园曾主要栽培侧柏和枫树营造墓园景观；木椁材质主要是松木、樟木、杉木和楠木；主棺材质为樟木；主椁室西室发现松烟墨；北藏椁粮库随葬粟、黍、稻、麻；西藏椁酒具库蒸煮器内残留物主要是芋头等等。

第七、长期以来，重大考古发现成果至少需要五六年后才举办展览与观众见面，而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不仅在关键时间、关键节点进行电视直播，还尝试“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让文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呈现在公众眼前，为当代考古学走出“象牙塔”、迈向“公共考古”，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专家认为，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理念先进、方法科学、计划周密、目标明确。发掘者始终重视文物的现场安全和文物信息的提取，重视展示利用与文物保护，注重多学科的介入，注重高科技手段的应用，考古发掘现场与文物保护井然有序，实验室考古及时细致、科学规范，是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结合的成功范例，反映了我国田野考古的发展方向。

二、海昏侯墓考古的主要收获

到目前为止，海昏侯墓考古共勘探约4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1万余件（套），并通过种种证据证明墓主就是西汉海昏侯刘贺。

一、考古发现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真实、完整地展现了海昏侯国国都、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的空间布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紫金城城址东临赣江，北依鄱阳湖，平面呈曲尺形，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为汉代海昏侯的都城。内城由东西两座小城组成，面积约12万平方米，发现大量高等级的建筑基址，为宫殿区，也就是宫城。城址特点鲜明。第一，城墙普遍保存完整，均为人工夯筑，为双重城墙，基宽约20米，局部高达20米，双重城墙间距达15米左右，四面城墙设置城门5处（含水门）。第二，城内交通网络水路与陆路并存，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在水路与陆路相接处，发现夯筑码头遗迹，岸上发现有大量的当时人活动的遗迹和遗物。

城址的西面和南面共发现花骨墩、祠堂岗、墎墩、舒家山4处有墓园的海昏侯墓葬区，与班固在《汉书》里记载的海昏侯国至少跨越了4代相印证。海昏侯的墓葬区外发现24处贵族和平民墓地。墓葬区总面积约1.4平方公里。

二、考古发现的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园是我国迄今罕见的保存较完好、结构较完整、布局较清晰、拥有较完备祭祀遗存、内涵丰富的西汉列侯墓园。

海昏侯刘贺墓园呈梯形，以海昏侯刘贺及其夫人墓为中心建成，垣墙周长868米，共占地约4.6万平方米，由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条外藏坑、祠堂、厢房和北、东门及其门阙等墓园的相关建筑构成，内有道路和排水遗存，其中祔葬墓不仅祔葬侯妾等女性家族成员，还祔葬有继承权的未成年男性，反映了西汉列侯的墓园制度，对研究西汉列侯墓园的园寝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侯墓和侯夫人两座主墓东西并列，同茔异穴，共用一个东西长约100、南北宽约40米，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礼制性高台建筑。该礼制性建筑由东西厢房、寝和祠堂构成，其中寝的基址平面呈方形，由4座平面呈“曲尺”形的夯土基址组成，边长约10米，面积约100平方米。祠堂为回廊形建筑，主体夯土基址呈“凹”形，其外围分布方形夯土基础，东西长约14、南北宽约10米，面积约140平方米。厢房分别位于高台建筑的东、西两侧，均为三开间的长方形回廊形建筑，每组长约27、宽约10米，面积约270平方米。

三、海昏侯刘贺墓由墓葬本体及车马坑构成，不仅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出土文物最多的汉代列侯墓葬，而且也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

刘贺墓上有高达7米的覆斗形封土，下有坐北朝南的甲字形墓穴，墓穴内建有保存完好的、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木构椁室。椁室由甬道、东西车库、藏椁、通道及主椁室构成。椁室中央为主椁室，东西长约7.4、南北宽约7、高约2.4、通高约3米，面积约51.8平方米，高出周围藏椁约0.6米。分成东、西室，中间有一门道。东室为“寝”，宽约4米，南部东、西两侧为窗，中间为门。

西室为“堂”，宽约2.9米，南部西侧为窗，东侧为门，门宽约0.9米。主椁室北、东、西三面按功能区分环绕有藏椁，主椁室与藏椁之间辟有宽约0.7米的过道（为预留的“黄肠题凑”的位置，但下葬时未用，最终变为环绕主椁室的“徼道”），主椁室和墓道之间有甬道。甬道主要为乐车库，甬道东、西两侧为车马库，北藏椁自西向东为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西藏椁从北往南为衣笥库、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器库，东藏椁主要为厨具库（又称“食官”库）。

墓室底部先用砂垫平，然后铺设枕木，枕木与枕木之间用砂、木碳、粘土进行填充、加固，在枕木之上铺设椁底板，主椁室底板为两层，椁室其它部分均一层底板，椁底板上一般都铺有一层竹席或草席。椁底板、承重的椁侧板均榫卯结构，椁侧板用木桩支护。椁侧板与墓壁之间的熟土二层台宽约1.2米，采用砂、木碳、粘土分层夯筑而成。椁顶板上面用木碳、砂、白胶泥封护，厚约0.7米。椁板上刻有工匠的姓氏、编号、尺寸等文字和记号。墓道南部与椁室相连区域用竹编铺底、护壁。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建筑科学、功能清晰明确，呈居室化和宅院化特点，是考古发现的一座以“汉制”为代表的列侯标本墓，对于研究、认识西汉列侯等级葬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主棺位于主椁室东室的东北部，有内、外两重棺，放在下安4个木轮的棺床上，根据《仪礼·既夕礼》记载，推测为輁轴。外棺盖上放置3把玉具剑。内棺盖上彩绘漆画，并有纺织品痕迹。内、外棺之间的南部有大量金器、玉器和漆器。内棺内有墓主人遗骸痕迹，保存有牙齿。头部被镶玉璧的漆面罩覆盖，根据山东青岛土山屯147号汉墓发掘资料推测为“温明”。遗骸上整齐排列数块大小不等的玉璧，腰部有玉具剑、书刀各1把以及带钩、佩玉等。发现刻有“刘贺”名字的玉印1枚，并在刘贺腹部发现尚未消化的“香瓜子”。遗骸下有包金的丝缕琉璃席，琉璃席下等距放置20组金饼，每组5枚，约100枚。

车马坑东侧被主墓封土叠压，为主墓的外藏椁，使用真车马陪葬。平面呈长方形，坑北有一条不及坑底的斜坡道，总面积约80平方米。坑内木椁和加固木椁的柱子均腐朽殆尽，仅留有痕迹。从修建木椁时留下的熟土二层台和二层台上腐朽殆尽的椁顶板痕迹判断，椁室高约1米。出土实用高等级安车和轺车5辆，马匹约20匹。

四、迄今已出土的1万余件（套）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从发掘情况看，由于东晋时期的地震和南朝刘宋开始发生的鄱阳湖水南侵影响，椁室早年已坍塌，且充满着地下水，历次盗掘没有对墓葬造成大的破坏，遗物基本未被扰动，这在全国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中是十分少见的。

第一，数千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使多种古代文献二千年后重现，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5200多枚竹简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最主要的是儒家的经典，如《论语》、《易经》、《礼记》、《孝经》、《诗经》、《春秋》，同时还发现了最早的《六博棋谱》、当时作为《医书》的房中术以及《悼亡赋》。其中，《易经》的经文首先解释卦名的涵义，然后自《彖》传以下的内容与选择类《日书》类似，它虽然在排序上与传世《易经》相同，但又在内容上和传世《易经》差别较大。医书的内容与养生和房中术有关，它在马王堆帛书《天下至道谈》中记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虚”“实”二道而成为“十道”，反映了房中术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发展。但在这所有竹简之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失传了1800多年的《齐论语》。

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屏风是一个双折式的屏风，由衣镜主屏和《衣镜赋》辅屏共同构成，上有孔子及其七位弟子的画像及传记。上面的孔子像，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上面的文字内容许多是抄录自司马迁的《史记》，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关《史记》的最早内容。同时，屏风的镜框上，我们还见到了最早的东王公形象。

孔子屏风是海昏侯生前使用的实物，而不是冥器，是海昏侯刘贺“图史自镜”之物，它被随葬进海昏侯刘贺的墓葬，具有特殊意义。东汉的荀悦《申鉴》中有：“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 唐太宗也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孔子屏风上的衣镜可以“正衣冠”； 孔子及其弟子的圣迹贤语，能够“知兴替”； 孔子及其弟子的圣贤像，那就是人，从而“明得失”。

第二，出土的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琴、瑟、排箫、笙和三十六尊伎乐木俑，形象再现了西汉列侯的用乐制度。特别是两架编钟、一架编磬和三十六尊伎乐俑反映了汉代继承《周礼》中规定“诸侯轩悬”（诸侯三面，缺南面，形似车舆，称为“轩悬”），乐舞“六佾”（36人）的乐悬、舞列制度。

第三，考古成功获得了汉代铜钱以1000文作为一个基础单位的重要信息，首次以考古方式证明“千钱一贯”的货币校量制度最迟起源于西汉中晚期，虽然它还处在初期和过渡阶段，并没有像唐宋以后那样确立为定制，但反映了西汉武帝之后储积钱币的制度。比如，出土的10余吨、约200万枚五铢钱，以1000枚为一串，每5串用木质封泥匣封缄，封泥钤印“昌邑”二字，匣上墨书“海昏侯家钱五仟”等文字。

第四，478件、重达115公斤的马蹄金、麟趾金、金饼和金板的出土是我国汉墓考古史上保存最完整、数量最集中的一次发现。马蹄金和麟趾金为西汉皇帝“协祥瑞”而制颁赐给诸侯王的纪念品，采用花丝镶嵌等细金工艺制作，有的分别带有“上”、“中”、“下”三字，有的还镶嵌琉璃。金饼和金板则是具有储藏功能的硬通货，它们作为墓主生前的储备黄金与西汉时期每年8月天子献酎饮酎祭祀宗庙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如所献黄金份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的酎金制度有关。

第五，大量工艺精湛的玉器和宝石（如透雕龙、虎、凤纹饰的韘形佩，玉璧，玉圭，玉环，玉剑具，玉舞人、玉珩、玉管组成的组玉佩，玉带钩，玉耳杯，玉印以及玛瑙、绿松石、琥珀等），错金银、包金、鎏金铜器（如车马器、编钟、博山炉、雁鱼灯、鼎、壶、樽、鋞、染炉、“火锅”、“蒸馏器”、铜镜、铜镇等），图案精美的漆器（如围棋盘、成套耳杯、扣银边的漆盘、贴金片的漆奁和漆樽、镶玉石和玛瑙的几案等），均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是西汉列侯“事死如事生”的典型标本。诸多带有文字铭记的漆器和铜器，5辆实用安车、2辆偶乐车（可能与先秦时期的军乐有关）和大量车马器，反映了西汉时期的籍田、食官、车輿、出行、“物勒工名”等制度。

第六，骆驼形象的编钟笋簴，独角羊形象的银质当卢，双狼猎猪纹玉饰件，缠丝玛瑙（苏莱曼尼玛瑙），水晶以及马蹄金、麟趾金上镶嵌钠钙成分的琉璃等异域风格的文物，为研究汉代“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

海昏侯刘贺墓虽然极尽奢华，具有王的规模，并带有皇帝的痕迹，但根据200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出土的西汉早期的《葬律》简的记载，他还是按列侯的规格下葬的，是汉武帝之后列侯葬制的典型代表。总之，海昏侯墓，不仅见证了西汉历史上第九个皇帝、第二代昌邑王、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传奇人生，而且也反映了西汉王朝繁荣灿烂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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