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顺：记与苏先生通信——《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序

这本《苏秉琦往来书信集》收入的1047件苏秉琦先生与师友、学生通信，以与五十年代初考古培训班和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北大及兄弟高校的学生们通信居多，通信内容自然多是学生们就各地新的（主要是七八十年代前后）考古新发现和初步研究成果向先生求教。大家都熟知先生对考古材料的兴趣和要求，虽然是写信，介绍情况仍尽量翔实，有的还附有地层和器物草图。先生很看重学生们的来信，几乎全部分类保存，仔细阅读，重点标记，有的新材料还及时转达给有关单位和同事。凡回信必具针对性。由于通信内容大都是与学术有关的事情，这使先生既能通过在各地工作的学生及时了解考古第一线情况，又有师生间的思想交流。可知通信是先生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尤其是从中可以更多了解先生一些重要学术思想的具体形成过程。

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全三册）

编著：刘瑞

审定：郭大顺 苏恺之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定价：980元

我曾在《捕捉火花——陪苏先生聊天》一文中回忆：“先生是考古界的‘尊神’（徐苹芳先生语），时时迸发出的思想火花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各地的考古工作者，一有了新的发现和问题，都愿意先找先生请教，或到家面谈，或写信打电话，总是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因为先生总会毫无保留地谈出他的想法，给人以启迪，包括下一步工作方向甚至具体工作步骤措施。所以，他坐在家里，却往往最先知道发生在各地考古第一线的事情，并不断在与学生们的交流中产生新观点。”

本书信札收入苏先生写给我的信共49封和我给苏先生写的信共65封。在录入、编辑、校对这些信件时，重温先生一些著名观点从酝酿到成熟，以及先生已实现、部分实现和在先生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心情总不能平静下来。

我是1968年8月初告别尚在动荡的学校到辽宁省博物馆报到的，随之去黑山县抗旱和盘锦“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6月调回单位开始接触业务。记得1972年9月去京参观全国出土文物展时，到王府井考古所见到刚从河南干校回京的苏秉琦先生。那天先生是坐在前院与也刚恢复工作的所里同事们聊天，见先生谈兴很高，人也较多，就只问候了几句。返沈后我曾给先生写过一信，内容大概是表达了我分配到东北，在学校学的用不上，先生当即回我一信，主要意思是告诫我要立足当地（1981年1月31日给我的信中再次强调：“重要的第一位的是它们各自的年代序列与特征，而不是它们的绝对年代以及它们同有关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是局于刚刚返京条件所限，先生写的那封信用了半面纸，文字也很短，我一直藏在床头下，后可能搬家找不到了。此后，我时有向先生当面请教的机会，1978~1983年在承德避暑山庄西北沟社科院考古所工作站几乎年年陪先生观摩分析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发掘材料，在北大、辽宁兴城以及我有机会参加的中国考古学会西安（1979年）、杭州（1981年）、沈阳（1986年）、呼和浩特（1991年）年会和其他学术会时聆听先生做学术报告和会下交谈，到京必去王府井考古所7楼先生办公室或西直门里马相胡同、后搬到紫竹院昌运宫的居所，也经常有电话联系，1996年底到1997年初还曾整整40天时间伴先生在深圳写作。但不间断的通信仍然是我向苏先生请教争取得到先生指导的主要形式。

1983~1987年的前前后后，是先生与我通信最频繁的几年。那几年辽宁及有关地区重要考古发现不断：1979年辽宁省在朝阳市的凌源、建平和喀左三县作文物普查试点，发现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1981年建平县文物普查，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1983年秋冬之际在山海关外绥中县发现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对这几项发现，我都及时写信向先生做了汇报，先生也对包括这几处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在内的辽西地区投入更多精力并不断将新的思考写信向我通报。有时是几天内连写数封（如1986年12月22日连写两封，12月25日又写一封），在1986年12月22日夜写的信中还对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进展不理想和遗址保护存在的问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急切心情。在先生心目中，辽西地区已列为由创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向开展文明起源讨论过渡的重要试点和突破口，先生的一些著名观点如牛河梁女神庙等是“海内孤本”（1984年7月7日信）；红山文化“坛庙冢”是“仰韶与红山结合撞击产生的‘火花’”（1986年7月11日信），渤海湾北岸的“碣石宫”是秦始皇“择地作东门”的“国门”所在（1986年8月29日信）；东山嘴、牛河梁所在地区重要遗址之间现在看来还没发现什么线索的“白地”也是保护范围（1983年12月16日信）等，都是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最先表述的。不过，如果追溯先生给予辽西地区更多的重视，还要从最先发现的东山嘴遗址说起。

先生最早知道东山嘴遗址应该是我1979年5月23日给先生有关喀左县文物普查成果汇报的一封信中，那是我在普查途中写给先生的。当时东山嘴遗址已发现尚未发掘（当年秋季第一次发掘）；1981年6月先生在京考古所曾观摩过东山嘴遗址出土的龙首玉璜和鸮形松石饰，但先生更为关注的，是遗址本身。东山嘴遗址第二次发掘前，先生在1981年1月31日写给我的信中，建议“能再补充一些材料，多得到一些层位关系的材料，有必要”；1982年7月先生特意委托到沈阳参加新乐遗址研讨会的李仰松先生会后去东山嘴遗址考察，在听取情况介绍后于紧接着召开的河北蔚县会上，确定下一年的考古工地现场会在辽宁朝阳召开，考察东山嘴遗址，以探寻以张家口地区为双向通道和“三岔口”的南北交汇的后果。先生为什么对东山嘴这样一处规模不大的遗址予以特殊关注，以1983年5月29日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述为清楚，那封信是在参加郑州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返京后写的，在那封信里除了对即将召开的朝阳会的筹备工作提出建议以外，特别谈到考古学会组织参观嵩山中岳庙时他的感受：

“游览中岳庙给我启发很大。真佩服当年人们选择这一地点，确非偶然。总的环境风貌是四周环山，北面嵩山高耸，中间有颍水从西向东。庙位置坐北向南，庙后是高高在上的一座方亭式建筑，庙前是长甬道通双阙。你想，这多么和‘东山嘴’位置、地形、地貌相似！虽然我还没亲眼看到‘东山嘴’，它的南方不正是燕山高峰，北面是大凌河吗，只是同‘中岳庙’方向相反而已。”原来先生对东山嘴遗址最为看重的，是这个遗址与中国古代建筑群如嵩山中岳庙那样相近的选址与气势、建筑组合与布局。

1983年7月27日，先生终于克服会议筹备时的周折并冒辽西酷热登上东山嘴遗址所在山岗。实地考察后先生心中更有了底数。会后先生于1983年12月16日和1984年7月7日先后写给我的信中，在将辽西新发现的红山文化祭祀遗迹归纳为“坛庙冢”时，也是将东山嘴的祭坛与30公里以外的牛河梁遗址新发现的女神庙和积石冢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牛河梁尚未发现祭坛，但先生预见：有庙就会有坛，它们是配套的。1991年牛河梁第二地点三号冢经解剖确认为祭坛，且为规模更大结构更标准的祭坛），还与邻近的大凌河两岸诸商周青铜器窖藏坑共视一个古遗址群。为此，先生开导我们不能就事论事，要将目光放到距今五千年到三千年间这个地区的社会和民族文化史角度思考问题。差不多同一时间先生在为《座谈东山嘴》所写的补充发言（刊于《文物》1984年11期）中，又联想到古代帝王举行祭祀礼仪的禘、郊、燎，跟同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相比较，考虑其强大的传承力。1986年7月4日当我写信告知，新华社正筹划辽西考古新发现的报道并有记者要专访先生时，先生在信上批语说，“坛庙冢”作为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文明灵魂——民族精神核心”，点出了即将开展的由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引发的文明起源讨论的本意。

苏秉琦先生在东山嘴、牛河梁发掘开始时这些高屋建瓴的观点，对于从未接触过这样大规模遗址群的我和辽宁同事们来说，极具指导意义，促使我们的发掘、研究和遗址保护思路逐渐开阔，现场发掘越趋慎重，遗址保护则加大力度。由此回想，我到辽宁工作后，无论作专业还是行政工作，以通信等方式向先生求教，并一直得到苏先生的指导，确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

最后要说到的是，据我的体会，通信的编辑不同于一般文稿，从信的收集到定稿，有太多繁杂的头绪需要一一理顺。刘瑞同志深知这批信件的重要学术价值，知难而进，在繁忙的野外发掘工作中尽量挤出时间安下心来作过细工作，还收集到前所不知的苏先生早年的通信，十分珍贵。这里受苏恺之先生委托，向支持和资助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和考古研究所，向陈星灿所长和刘瑞同志表达真挚的谢意。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

4月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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