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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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应该以明末清初为其嚆矢。这场传播的媒介者是天主教（旧教）的传教士，全部来自西欧大陆。其后经历了“礼仪之争”而有一个较长的间断期，直到19世纪中叶，西学才二度传入中国。这第二度西学东来的媒介者主要是新教传教士，绝大多数来自英美两国，故其背景与上一次颇有不同。本文对第一次明末清初传来的西学尝试作一个历史的评价，至于第二度的西学东来则不属本文范围，拟俟诸异日再作评论。

何兆武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治学兼及中西思想史、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等领域，学贯中西，对国内思想史和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开辟和推进功不可没，是当代历史研究领域的奠基性人物。

按：本文与友人张丽艳女士合撰。

一康德的历史哲学论文——卡西尔认为是构成其为康德的第四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可以看作是他第三批判（1790年《判断力批判》）的理论在历史上的引申和应用，同时也是对他第二批判（1788年《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探本》提供了重要的诠释和解说。

一《论优美感与崇高感》是1763年康德撰写的一篇长文，次年在哥尼斯堡作为单行本出版，题名为《对优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

台湾朱高正先生在国内主要是以社会活动家知名，似乎作为学者的朱先生反而多少被他社会活动家的盛名所掩。这里的《康德四讲》一书是他去岁（2000年）在北京大学一系列的讲演，最近汇为一集，即将由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读者于此不但能更全面地看到作者本人的学术与思想，同时也会更深一步地了解到哲学家康德的哲学全貌。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最近手头获得康德的新译本两种——《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和《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读后内心不禁油然萌生一缕欣喜之情，感到或许我国读者已重新开始在研读康德和再认识康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