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因忌惮共产党，做出一重要决定，令毛泽东始料未及

皖南事变是国共合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抗日战争中，以皖南事变为分界线，此前，纵然在国民党深刻的怀疑心理下，两党之间矛盾不断，但终究算得上是比较“亲密”的一个时期。

但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几乎走向全面破裂。从西安事变到皖南事变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国民党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国共合作关系一步步推向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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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西安事变，让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贯彻已久的“剿共”方针。

虽然针对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还迟迟尚未解决，但国共两党终究有了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的时机。

只不过，问题在于，国民党内多年的“剿共”宣传已经深入人心。

就在西安事变善后工作尚未完成的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宣言以及《根绝赤祸案》。

在宣言里，国民党历数了中共的“种种罪恶”，提出了一个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最低限度要求”，该要求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为了争取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许下了包括坚持三民主义、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取消红军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在内的四项承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所谓的“最低限度要求”。

但很显然，这些并不能消除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怀疑。任职西北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仍然时刻向蒋介石强调，共产党在“利用时机整理训练，发展组织，扩大宣传，设立抗日军政大学，以训练干部诱致青年”，同时，共产党的宣传活动让国民党官员“深恐其妨害整个国策”，因而不得不时刻提醒蒋介石严加防范。

1937年8月，红军改编完毕；9月，蒋介石公开发表讲话，表示“开诚接纳”共产党，但是表面上的联合始终无法消弭内心的“裂痕”。

蒋介石在公开“接纳”共产党之后，必欲完全掌握共产党，于是，国民党决定向八路军各师派驻高级参谋。

“这些所谓的高级参谋，大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别动总队康泽手下的高级特工人员，是以监视八路军为任务的。”

这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军队干部与原有系统，不能改变”，国民党派来的“高级参谋”自然无法顺利进入共产党的军队，而这一做法，无疑又加深了国民党人本就存在的“疑心病”，蒋介石就曾愤愤地断言：“共党违约势所必然，何足怪！”、“此种无信义之徒，决不能成业也”。

在国民党的这种怀疑态度之下，国共两党要实现真正的、毫无芥蒂的“联合”，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即使在1937年12月，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全新指示重回中国，蒋介石因国内抗战的艰难局势，希望能够获得苏联的援助，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对共产党的态度，但是这种改变，终究只是表面功夫，在触碰到实质问题的时候，便会“真相毕露”。

12月26日，经蒋介石同意，国共两党成立了“两党委员会”，并且决定起草一个大家都可以遵守的政治纲领，这可谓是促进国共关系改善的一大进步。

但是国民党方面负责委员会工作的陈立夫，其意根本不在改善两党关系，而负责与周恩来一同起草共同纲领的刘健群则根本没有参与纲领的起草工作。

当察觉到苏联出兵无望的时候，“陈立夫等人再不见了心平气和的样子，康泽、刘健群当场就开始批评八路军不贯彻中央军令，游而不击，说中共应该学国民党广西派的样子，把军队交给中央，把延安的军校变为中央分校，使军政及教育、经理、人事与中央统一，主张中共重要的领导人应离开军队到中央来服务，他们甚至提出八路军应当与中央军交换干部，并强调应当分散使用八路军。”

利用改善国共关系来争取苏联援助的想法既无法实现，蒋介石又希望通过合并共产党的方式来实现对共产党的同化、领导。

1938年2月，在与周恩来的商谈中，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对各党派亦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共产党隐蔽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各党统统取消加入进去成为一派，党内可以有派嘛。”

针对蒋介石的想法，陈立夫与周恩来展开了具体的磋商 。

陈立夫建议，可以在国共两党之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国共两党届时同时加入。

共产党对这一建议非常感兴趣，在2月底3月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更倾向于“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

3月24日，王明将中共中央的看法提交给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议案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毛泽东等显然相信国民党的这一举动将有助于民族革命联盟的实现，因而准备明确表示“赞助……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不过，国民党蒋介石的愿望是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瓦解共产党的宣传态势，组成一个为国民党完全控制的组织严密的青年组织，这与共产党所期望的抗日民族战线相去甚远，最终只能“不欢而散”。

“同化”共产党既不成，国民党就只能转而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了。

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七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严令国民党各地党部加强防范和压制各地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

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山西大部沦陷，八路军遂留在敌后农村建立根据地，立稳脚跟后即开始分兵跨出战区，以游击方式进至河北、绥远，随后更进入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根据地，这时已开始准备着手向华中敌后地区发展。”

共产党的发展令国民党感到“寝食难安”，蒋介石在其日记里“悲愤”地写道：“共产党‘或以此为其时已到乎？呜呼！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

为了消除“恐惧”，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做了一个决定：起草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下令会后即命各地严格执行。

国民党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已经充满摩擦的国共紧张关系更趋白热化了，并且迅速开始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如此，国民党就更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1940年初，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就有人将共产党与汪伪政权、日寇同视为“我之敌人”，且认为：“中共则横陈于敌我之间，其所处形势，比倭汪尤难对付……假定中共势力继续膨胀，各地冲突继续发生，尤以中共活动范围漫无限制，我既不能消灭之，又不能调整运用之，徒加以不生效果之防止，即所谓以磨擦对磨擦，则久而久之，到处滋漫，对消我之抗战武力，扰乱我之社会秩序，动摇我之政治基础，不特为敌伪造机会，且将引起国际误会，而陷外交于僵局。”

针对这种情况，国民党认为应该“划清国共两军作战界线，即“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发表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

据此，蒋介石在7月16日批准了《中央提示案》，正式确定了军事划界的方案。

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提示其它各项规定，切实遵行”。

12月9日，军令部又向蒋介石建议：“观察江南新四军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宕，且现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似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解决。”

根据军令部的这一建议，顾祝同指挥第三战区的国军开始做起了秘密解决南方新四军的准备。

不过，出乎国民党预料的是，新四军在最后期限之前，奉命北移。

而“由于担心受到日军的拦截和国民党部队的阻击，新四军军部没有选择直接向北渡江，或先向东后向北的苏南路线，而是选择了先向南行再伺机向东向北的迂回路线，结果反而意外地钻进了第三战区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包围圈。

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使国民党人了解新四军为什么不向北而向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腹地深入，况且国民党人也正期待着这样一个机会。皖南事变因此发生了。”

皖南事件的爆发，是国民党对共产党长期疑虑心理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不乏一些偶然的色彩。不过，无论是必然还是偶然，皖南事变之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共关系，又进入到几乎全面破裂的地步了。

参考文献：

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04期

林辉锋：《皖南事变前后的蒋介石》，《同舟共进》，2020年第7期

何立波：《毛泽东与皖南事变》，《党史纵横》，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