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赴日考察官员，在促进农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3:14:260阅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李濬之在赴日考察期间，参观了东京帝室博物馆、东京教育品陈列馆、农商务陈列所等机构。认为这些机构“寓教育于游戏”，“启发民智，莫善于此”。

纵观赴日官绅的东游日记，几乎都有关于各类陈列馆的记录。涉及农业、工业、商业甚至是战争记录，以供国内外参观。

国外参观的游客目及此尚有感慨，更何况是处于此环境之中的日本国人呢？其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一个国家实业的发展，农业发展水平的进步，思想观念的转变固然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但是国民的配合也是极其重要的，让国民亲眼见证农业发展所带来的转变。

感受到国家的进步个人生活的改善，是获得其支持的最有效方法。李濬之在参观位于山东济南的基督教会所创办的广智院时听数人议论。

言“我华教育未能普及，所以诸事不能发达，皆民智不开所致”。李濬之听罢亦有感触，评论道：“中华之一份子，使各尽义务，未必无所短长也”。

可见若要改变我国实业落后的现状，要学习的不仅是实业的技术与管理办法，更要借鉴日本注重社会教育这一点。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若能进行很好的社会教育，开化民智，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那么其发展前途便是不可限量的。若继续消沉，则难有出头之日。

诚如李濬之在观东京动物园牝牡二狮时所感叹：“今我华以老大帝国，虽欲自强，尚在过渡时代，人以睡狮譬之。果能振刷精神，不生阻力，何难一雪前耻。倘有不测，受人槛制，则惟有长睡而已，此狮可为借鉴。”

刘学询(1855-1935)，在1899年赴日本考察商务，往返二月，归国后著成《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

刘学洵在日期间考察了长崎商品陈列所、三井货物仓库、查芝区劝工场、商品陈列馆、后藤机器织毛厂、钟渊纺织会社、等处。在考察商务之时亦对农业有所关注。

作为首位赴日考察商务的清朝官员，作者在日受到了日本工商业人士的热烈欢迎。

据日记的记载，在其6月20日赴东京各巨商之约时，东京商业会议所会头涩泽荣一在致欢迎词时提到：“贵国亦尝派员东渡，然皆为两国交涉而来，从未有考查我国商务之举。”

刘学询对农业考察的亮点是会晤了农商务省大臣曾称荒助，并在日记中介绍了农商务省的机构设置及其职掌。

并对农务局有所记述：“置农务局，掌农事、蚕丝、制茶、畜产、家畜、卫生、狩猎、水产各事务。又有地质调查所掌分析地形、地质、土性事务。”

农商务省是日本掌管农业、商业、矿业、工业等事的政府部门，于1883年1月设置，中国则是1903年才设置商部，1906年将工部并入商部，改称农工商部。

换言之，中国迟了二十多年才设置专门管理商业的中央机构。刘学询等人的考察及其归国后的鼓励推行，对中国这类机构的建立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学熙（1866-1947），于1903年受袁世凯委派赴日考察币制。此次考察，从三月初七日从天津动身，至五月初九日返津，前后六十馀日，归国后著有《东游日记》。

周学熙在日本考察了、大阪博览会、竹林茶圃、大藏省、商品陈列所、大阪麦酒会社、等处。也参观了博览会场、京都物产陈列所、大坂麦酒会社、大坂商品陈列所等。

如傅增湘之言：“凡东西京大校名厂，及数百里外之炭坑铁冶，无不躬历而目验之。于工商竞争关系，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兢兢焉。”

与单纯的参观会场考察技术不同，周学熙每到一处，都特别注意当地经营状况，从各大街道集市的布局，到具体的利润和收益，作者都一一探寻。

各国商人之间的竞争状况，更是引起了周学熙的重点关注。由此可见，与其他考察人员不同，周学熙的考察不在于农业本身，亦没过度关注于其革新的农业技术。

更多的是关注其经营状况，销售方式等。盛宣怀（1844—1916)1908年，在其六十五岁高龄时向清廷告假，以养病为名前往日本考察。

八月初七出发，十一月初二日返回上海，用时两个多月。在日本期间除了考察币制，盛宣怀亦对实业进行了考察。

在参观钟渊蓝鱼纺绩公司时，作者感叹“总办精明干练，事事内行，非谬承其乏者可比”。认为资源应该交到真正懂得实业的人手上，否则便会浪费资源又收获甚小。

在参观川崎造船所时见其房屋极简便问其由，得知其理念为兴办实业须在实际上讲究，不在饰外观。于是联想到中国“每开办一局一厂，无不首先考较房屋，而内容转置后图。”

可见我国不论是发展农业还是工商业都要改变注重表面不做实事之风。由此可见，盛宣怀赴日考察后所得主要在一“实”字，需要有实在本领做实事之人，同时亦要开注重实干之风气。

李宝洼(生卒年不详)。于1905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三日期间赴日考察，后著成《日游琐识》。

在日期间考察了上野商品陈列所、蚕业讲习所、农事试验场、内务省、外务省、农桑务省、等处。

李宝在考察蚕业讲习所之时，作者细心观察，并在其日记中记录到：“布叶、饲蚕、上山、缥丝，大抵与中国江浙之法无异，惟注重考验，并认为“因日人以蚕桑推中国所产为最”。

清末受政府派遣赴日本进行考察的官员不胜枚举，对农业问题有所关注的当然也远远不止上文所提及的数位。

作为政府所看重的官员，他们的考察所获及后续的建议都会对中央的决策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这一主体从派出到归国，每个环节都是受到政府重视的。

在派遣之前，政府对考察人员的数量做了规定，也提出了较为严格的筛选条件。

以当时派遣官吏较多的直隶地区为例，为更好地安排人员赴日考察，1905年，直隶学务处制定了《各州县派人筹备公款游历日本筹议办法》。

并出台了具体的选派方案，要求当地的每个州县都必须至少派遣两人。

如有特殊情况，如过于贫困无力支撑，也必须派出一人。且所派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以品学兼优、乡望夙孚者为合格。如不可得，即就绅董中择其夙行公正、曾办学务者充选。若现充学董者，尤善。惟有嗜好之人不得滥送。”

在程序上，则是由本地方官绅会同查学委员一同推选，选定后，赴学务处考试，最后总名单交于袁世凯。此外，游历者考察时会配备相应的护送人员、翻译及向导，为考察提供便利。

此外，以1907年直隶地区为例，“考察官绅除了每月每人每月支付40日元以外，每人还支付40日元的医药费(每月10日元)，加上回国旅费50日元，翻译费250日元(每人50日元5人份)，电报费39日元3角6分”。

官员赴日后也必须认真记载每日所察所获，时而有特殊情况未能出门考察，也会记录原因。政府派遣官员赴日农业考察地多在于农商务省、各类农校、农业试验场及劝工厂等。

多数官员都对日本各类机构的设立及基本运行规则颇有兴趣，如刘学洵、凌文渊等都在日记中对农商务省做了记载。

大多政府派遣官员归国后都会对参与到农业方针的制定过程中，因此他们在日本对各地农业政策农业机构的考察所得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批考察人员本就是较高素养的精英人士，考察过程中又有政府提供便利，故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他们的考察经历及归国后的建议对后来的农业改革，农业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政府派遣的大量考察官员外，自费的官员亦是这一庞大的考察团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士绅主要是指在各地方任职的地方官或者是在地方有势力有影响力的乡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