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保卫部门查到两事觉得不妥，邓小平：不用管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金庸。

在这次会面之前，还曾发生了一个不为人知小插曲，差点导致会面未能如期进行。

按照当时的工作流程，对于要与国家重要领导人见面的人员，保卫部门都需要例行调查。

当工作人员审查了金庸所有情况后，发现了两处地方存在不妥。邓小平听取了汇报后，只回复了四个字“不用管它”。

那么保卫部门究竟发现了什么，才让他们如此谨慎，立马上报给了邓小平，而邓小平说出的四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呢？

金庸是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界的神话，仅凭十四部武侠小说，就在全世界拥有数亿读者。

这些金庸迷分布在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从事的工作千奇百种，于是金庸的武侠被冠以文学界人人仰慕的“雅俗共赏”之名。

除此之外，金庸还是一位报业人。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通过与人创办并且担任主编的《明报》，发表了很多文章、报道和评论来表达邓小平遭遇的坎坷。

1977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明报》又发表了多篇社评，认为大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会处在一个稳定的时期。

另外关于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金庸十分佩服。

邓小平刚正不屈的性格，让金庸觉得他像极了自己小说里的英雄人物。

随着中国走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内地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时，大陆面向众多海外知名人士发出邀请，激起了很多海外华侨回乡看一看的强烈欲望。

金庸自然而然就在被邀请人的名单里，当时他得知自己被邀请后，第一时间就提出了是否能够见邓小平一面。

邓小平算是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的最早读者之一。

上世纪70年代，金庸的小说在内地尚未公开发行，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并且对其爱不释手，出差到外地也会带上。

邓小平除了肯定金庸在武侠小说上的造诣和成果，同时也知道金庸是一个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人士。

从国家大局考虑，他更希望凭借金庸在华人范围强大的号召力来推动两岸的友好交流，进而促进祖国大陆的统一。

上世纪50年代，说谎成了香港媒体报刊界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隐忍了很久的金庸终于坐不住了，他决定发声。

1959年，金庸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商量着两人一起出资，进而创办了《明报》。他与沈宝新最初的想法，是借武侠小说办一份为广大读者支持的小报，赚些钱。

但是随着外界条件发生变化，为了报纸的生存，他们改变初衷，让《明报》走上知识分子报刊的道路，从一份小报逐渐成为精英大报。

通过明报的社评，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金庸的爱国情怀以及中华民族的概念早已经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金庸非常重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978年，邓小平提到钓鱼岛主权问题，对外媒称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其所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金庸即刻在社评中称赞邓小平。

在金庸个人的思想里以及他发表在《明报》社论里的很多内容中，都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

当整日忙于工作的邓小平，在得知金庸想见他的时候，很快就在报告上批复了：“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镛）”，这样言简意赅的一句话。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保卫部门犯难了，他们在调查金庸个人情况的时候，发现了两处非常可疑的地方，那么保卫部门到底查到了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是金庸的个人问题。

金庸曾经有过三段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两个人相识于杭州，婚后杜冶芬跟随金庸来到了香港，二人曾经有过一段甜蜜幸福的生活。

但是没过几年，因为金庸忙于工作，杜冶芬粤语不精，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大陆，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比他年轻11岁，漂亮而能干，不仅是金庸创业时相濡以沫的伙伴，还是《明报》创刊后最早的女记者。

他和金庸有过一段相濡以沫的生活，在《明报》建报初期，生活拮据的时候，朱玫除了照顾孩子，还要给金庸送饭，两人甚至只能共点一杯咖啡喝。

只可惜共患难的感情没有坚持到共富贵，1976年金庸与朱玫正式离婚，之后与小他29岁的林乐怡开始第三段婚姻，在情感之路上漂泊了大半生的金庸终于找到了归宿。

可是金庸的第三段婚姻并不被人们认可，因为在没有与朱玫正式离婚的时候，他就与林乐怡擦出了爱情火花，一时间金庸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这次访问金庸打算带着第三任妻子和孩子一同前来，保卫部门因此觉得这个做法有些不妥。

第二件事情有关政治方面。

1973年4月，他以《明报》普通记者的身份前往，在台湾逗留了长达10天之久。

其间，还与蒋经国会面，虽然蒋经国也是金庸的书迷，但是此次二人谈论的并不是武侠小说的问题。

当时蒋氏父子和台湾的一众国民党人依旧怀着再次重返大陆的野心，他们看重了金庸以及他创建的《明报》的影响力，所以才会邀请他去台湾。

在台湾期间，蒋经国与金庸之间到底是否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还有金庸对于国民党持有什么样的态度，这让保卫部门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

除此之外，金庸在香港曾经发表了很多言辞犀利的文章和社评，如果邓小平接见了他，他如果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那么势必会造成不良的舆论影响。

邓小平了解到了相关情况，很快就做出了指示，他认为金庸见过谁，说过什么话是他的自由，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他自己行得正走的端那就可以了。

其实，邓小平对于金庸到底会如何处理与蒋氏父子的关系并不关心，因为他知道在金庸的心里中国只有一个，他坚决反对分裂。

另外，关于金庸个人的婚姻问题以及他要带妻子一同来访问的事情，邓小平觉得不要过多限制，还强调来大陆的都是客人，我们就要一并接待。

就这样，1981年的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金庸，满怀敬佩之情的金庸终于见到了邓小平。

金庸对这次见面特别重视，当天早上他很早就起床洗漱打扮了一番，然后穿上了提前准备好的西服系上了领带。

然后在有关同事的陪同下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这时的邓小平早已经站在门口，准备迎接他的到来。

两人一见面便互道仰慕之情，邓小平先是对金庸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还说他的小说自己都已经读过了，两个人早已经是老朋友了。

金庸则是面带笑容微微躬身行礼，回应道：“我一直对邓先生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很感荣幸！”

随后邓小平还一一接见了金庸的家人，并且微笑着对客人说道：“欢迎，欢迎！”

接下来两人走进了福建厅进行交谈。7月份的北京天气异常炎热，坐下以后，邓小平看着身穿西装的金庸还让他不要拘束，可以将外衣脱下来，然后拿出了一支熊猫牌的香烟递给了金庸。

这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内容涉及了很多尖锐和敏感的话题。

结束后，两个人还站在大厅外交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査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邓小平和金庸会面的消息一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央电视台当晚播放了相关的消息，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

这次会面不仅向外界释放出了中央政府对于祖国统一的决心，而且还使得金庸成为了香港极为受欢迎的政治明星。

因为台湾方面对金庸也有好感，金庸凭借着他在华人群体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成为了两岸之间的传话人和沟通者。

很快，香港的回归就被提上了议题。

金庸坚决支持和拥护这个决定，并且以自身和《明报》的影响力，为香港的回归做出了众多重要贡献。

1985年，金庸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一国两制”的意义。

金庸与香港著名实业家査济民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为《香港基本法》定下了基调。

可以说，金庸为香港的顺利回归，为“一国两制”的和平实现，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1993年，金庸将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明报》转给他人，名义上是退休了，但是从此以后，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了有关香港回归祖国的事务中，而且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对香港回归祖国持积极乐观态度。

两年后，香港即将回归，72岁高龄的金庸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进一步为香港回归出策出力。

1997年7月1日零点整，当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缓缓升起，香港回归到祖国的怀抱，金庸见证了整个过程。

对于金庸来说，1981年与邓小平的会面对他影响太大了，此后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祖国统一的伟业之中。

2000年，为表彰金庸为香港回归祖国而做出的卓越贡献，特区政府给他颁发了大紫荆勋章。

金庸笔下的大侠郭靖，誓死守卫襄阳城，一寸河山一寸血，中华国土岂容他人侵占。

而现实中的金庸，心中同样充满为国为民、兼济天下的抱负，进而成为了首位受邓小平接见的香港同胞。

晚年的金庸依旧奔走在大陆和台湾两地，奋力推进祖国统一的进程。

从当年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刻开始，金庸就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确信未来将是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