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争夺观音像,国际法庭来裁决,中国网友闻讯:你们都是强盗
今年6月15日,韩国法院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对簿公堂的双方,一方是韩国的浮石寺,另一方是韩国政府,双方就一尊观音像文物的归属展开了激烈辩论。
佛教圣地和一国政府当庭打官司已经够热闹了,但这还没完,日本政府和日本长崎县对马市观音寺也掺和了进来,他们坚称这尊观音像应该交给日本。
法官估计头都大了,这尊观音像到底应该判给谁?事情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2012年10月,日本长崎县对马市警方接到两起报案,当地海神神社和观音寺分别有重要文物失窃。
海神神社丢失的是一尊铜制如来立像,而观音寺则丢失了一尊观音坐像。两件文物均有重要价值,尤其是这尊观音坐像,高50.5厘米,重38.6千克,制作于十四世纪,被称为佛教艺术杰作,是观音寺的镇寺之宝。
事情重大,警方不敢怠慢,当即开展调查。嫌疑人并没有使用什么高超的作案手段,无非是利用两座寺庙平时对文物疏于看管的漏洞,乘人不备将两尊佛像偷走。
很快,警方将案件查明,嫌疑人是三名韩国人,他们已经连人带佛像逃到了韩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日本警方联系到了韩国警方,委托他们协助调查。
韩国警方动作也很迅速,立即对三名嫌疑人展开调查,在他们的藏身处找到了两尊佛像,人赃俱获。
三人因走私罪被逮捕,韩国政府也启动了将佛像归还日本的流程,事情到这里算得上顺风顺水。
正当日本警方和寺院满心欢喜地等待韩国走完流程,将佛像交还给他们的时候,状况发生了变化,韩国浮石寺站出来阻止将其中的观音坐像交给日方。
位于韩国庆尚北道荣州市的浮石寺始建于公元676年,主持修建的是在中原唐朝游学归国的僧人义湘。
相传义湘在大唐求学时,与一位名叫善妙的女子相识结缘,义湘决定回国后,善妙投海身亡。当义湘奉新罗文物王命令修建寺庙时,当地百姓百般阻挠,工程限于停滞。
此时善妙小姐显灵,数次使山上的巨石悬浮于空中,百姓见神明显灵,便不再阻碍,因此寺庙得名浮石寺。
到高丽显宗时期,浮石寺扩建了无量寿殿,规模进一步扩大。如今的浮石寺,是世界文化遗产“山寺-韩国佛教名山寺庙”的七个代表性寺庙之一。
浮石寺之所以反对交还观音佛像,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尊观音像是属于浮石寺的,战乱中倭寇大肆抢掠当地文物,这才导致观音像出现在日本。为了重获观音像,浮石寺上诉至韩国大田法院。
根据佛像上的铭文,可以断定该佛像铸造于1330年的高丽王朝。并且浮石寺出示了三件从观音像内部取出的文件,这时三封信件,其中的内容“天历三年高丽瑞州浮石寺”显示这尊观音像出自高丽瑞州府。
从浮石寺提供的证据来看,观音像确实是出自韩国无疑。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日本观音寺呢?
浮石寺表示,十四世纪时,韩国出于高丽王朝末期,内忧外患不断。这一时期,倭寇也从海上来到了朝鲜半岛,他们烧杀抢掠,将大批宝物运回日本。
浮石寺也没有幸免于难,观音像就是在这时流落日本的。
但日本方面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法。按日本的文献记载所说,观音像确是出自韩国没错,但是1527年观音寺筹建时,日本僧人是以正常手段从韩国购得佛像运回日本,并不存在抢佛像一说。
除了口口相传的传说和一些文献资料,双方都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但日本确实在历史上多次侵略别国,将他国的文物据为己有,韩国、中国等多个国家都是受害者。
而且日本对侵略别国的历史总是遮遮掩掩。这种黑历史让人不得不对日本的说法持谨慎态度。
2013年,大田法院作出临时性判决:
观音像暂时留在韩国,如果日本能拿出证据证明它不是被劫掠到日本的,再讨论归还的事。
说实话,几百年前的事,上哪找证据去,多少有点强人所难了,但谁让你底子那么黑呢。
自1980年起每年八月份,对马市都会举行“严源港对马阿里郎祭”,其中包括“朝鲜通信使行列”。
朝鲜通信使行列模仿的是朝鲜李朝派往日本的使团,是当地最大的节庆活动,象征着日韩两国的文化交流。
判决当年,对马市政府取消了朝鲜通信使行列,“严源港对马阿里郎祭”也改为“严源港对马祭”,象征韩国的“阿里郎”被抹掉。
2015年,一同来到韩国的如来像已经被交还给日方,而观音像则留在了韩国。
同时在韩国内部,浮石寺与政府也产生了分歧。在浮石寺看来,观音像自古归浮石寺所有,如今观音像回归韩国,自然应当物归原主,交还给浮石寺。
但韩国政府却不想把观音像给浮石寺。他们的理由是:文物历经数百年,已经脆弱不堪,如果交给浮石寺,没有好的保存条件,会破坏文物。
双方无法达成一致,2016年浮石寺再一次发起诉讼,将韩国政府告上了法庭。
以往韩国检方都是代表正义的原告,这回代表韩国政府处理诉讼,结结实实当了一把被告。
2017年,大田法院宣布一审判决,支持将观音像交还给浮石寺。
判决一出,韩国媒体炸开了锅,纷纷以“时隔六百年回归”等字眼报道此事。但韩国政府却不认可这一判决,案件进入了二审阶段。
眼看韩国内部有来有回地争夺观音像,日本人气不打一出来,这边自己还在争取观音像的所有权,那边韩国人已经默认观音像是他们的了。
观音寺向韩国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表示对马市自古就是日韩友好的典范,市内有众多朝鲜使团留下的服饰、佛像,这尊观音像也是“日韩友好关系的证明”。
请愿书的末尾,观音寺敦促韩方尽快交还观音像,“殷切希望勿给后世留下祸根”。
观音寺的前任老住持田中节孝告诉来访的记者:“一直以来守护佛像的村落的老人们正在热切期待归还观音像。希望尽早回来。”
拖了整整五年后,法庭终于宣布今年6月将召开听证会,一时间日韩媒体再度将镜头对准了两国的政府和寺庙。
这一次,观音寺住持田中节龙亲自前往韩国。开庭前,田中节龙在法庭外接受媒体的采访。他重申这尊观音像是1527年日本僧人合法买来。
自1952年寺庙设置宗教法人起,就在观音寺内,不管是哪国法律,都应该承认观音寺对观音像的所有权。
比起韩国政府和浮石寺对观音像的争夺,日韩民众更想知道观音像到底归属哪国。在听证会上,田中节龙也获得了发言机会。
他认为案件应该回归到本质上来,而这个本质指的就是佛像是遭到盗窃,被非法带入韩国的。
不管事后怎么争,你们能不能先把观音像还给我们?
韩国人不可能买账,日本人也没那么天真,田中节龙的言论只不过是为日本讨要观音像增添一些合理性罢了。
至于韩国人要的证据,能证明观音像并非被掠夺至日本的证据,他还是拿不出来。那说再多也没用。
这只是漫长诉讼过程中的一部分,案件至今仍在审理当中,观音像到底归谁这个问题,拖了十年还没有解决,这也成为日韩关系中一道跨不过去的槛。
其实纵观整起事件,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两国的互不信任上,而导致两国不信任的原因,就是日本几百年的对外侵略和现在的粉饰战争。
不仅韩国,我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受到日本的侵略,大量珍贵文物或流失或损毁。八国联军入侵时,别国军队都在狼奔豕突,将值钱不值钱的东西一并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日军却与众不同,没有劫掠平民百姓的钱财。
西方国家赞赏日军“文明”,却不知道他们不是不贪财,而是有更加明确的目标。早在战前,日本人就以考察为名对我国进行了详尽的摸底。
进入北京城后,日本人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金银和文物。凭借事先的侦查,他们直奔金库,掠走了三百万两白银,又专挑字画瓷器下手,将大量中国文物带到日本。
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内,有大约9万件中国文物,基本都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日军掳掠而来,其规模远超国内一般博物馆,南宋马远的名画《寒江独钓图》被奉为镇馆之宝。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劫掠的我国文物更是不计其数。
南京大屠杀期间,为了搜刮我国的财富,,日军专门策划了一个“金百合计划”,参与这一计划的都是日本天皇家的皇亲国戚,它的目的就是大规模、有组织地掠夺我国的财富。
二战之后美国将领麦克阿瑟听说了这一计划,当年金百合计划的参与者死的死,逃的逃,他便对一个参与者的司机施以酷刑,逼迫他说出了十二处藏匿财宝的地点。
麦克阿瑟按司机的口供找到这些藏匿地点,饶是他见多识广也惊呆了,金砖整整齐齐地塞满了屋子,码了足足有两米高。
它们大多来自中国,被用于冷战期间与苏联的争霸。到底有多少钱外人不得而知,但仅麦克阿瑟私吞并转移到他儿子账下的就有600吨黄金。
抗战之前,我国大中城市已建立起4000多座图书馆,其中不少珍藏着价值不凡的古籍书画。战争结束后,全国图书馆仅剩下900余座。最大的国立图书馆藏有古籍17万册,只有一万册幸免于难。
北平沦陷前夕,学者们为了保护故宫里的文物免遭劫掠,将它们大多数装箱送出北平,一路跋山涉水运到上海。
1933年2月5日至5月25日,一共运走13427箱又64包文物,其中包括瓷器7000余件,铜器2600余件,书画9000余幅,文献3773箱,金银玉石不计其数。
后来战火蔓延至全国,故宫文物又先后被转移到南京、四川、重庆等地。
幸而有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故宫文物最终没有遭到大规模劫掠。但日军攻破北平后,仍从故宫搜刮出了没被转移走的千余件文物。
如果没有将故宫文物南迁,其后果可想而知。纵然文武工作者们奋力保护,但面对日军横行的大环境,他们也无能为力。
据战后统计,抗日战争中我国丢失的文物多达360万件,其中仅绝世珍宝就有至少百数,此外还有6000吨黄金被运送到日本。
目前日本全国共有历史博物馆上千座,公开收藏的中国文物就有超两百万件。这些被明目张胆展出的文物,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历次侵华战争劫掠而来。外界流传着一句话:要研究中国历史,就到日本去。
长久以来,我国自民间到政府,从未停止过向日本讨回中国文物的行动。但日本政府活脱脱就是《阿凡提》中的巴依老爷,守着钱就不撒手,管他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
唐鸿胪井刻石是唐朝鸿胪卿崔忻为纪念渤海国受大唐册封立国而作,1908年日军占领旅顺,日本海军高管将其作为礼物送给天皇。
我国民间团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向皇室要求归还鸿胪井刻石时,日本宫内厅居然大言不惭地表示完全不知道它是抢来的。
文物到了日本,再想要回来比指着鼻子骂一顿还让他们难受。因此中国文物回家的路注定不平坦。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日本民间也不是没有有识之士的。日本的友好人士了解到中国数百万文物都是通过劫掠被运到本国后,对日本政府和旧军队的暴行感到愤懑。
他们自发成立了“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大阪城狛犬会”等民间组织。通过发表公开演讲、组织集会游行等方式,这些民间组织不断地敦促政府归还中国文物,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对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有了准确的理解。
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山田朗在演讲中说道:“中日民间友好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破中日外交僵局,需从民间人士的友好交往中、从历史中寻求智慧。”
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文物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但各个民间组织正在加紧为文物回家奔走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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