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三次召见他均被拒，第四次派亲信去接，他：饿了，吃完饭再说

（说历史的女人——第42期）

一般认为，大诗人，大学者或者大教授，都是文质彬彬的样子，而本文要说的这位教授则相反，他不修边幅，生性好斗，喜好辩论。在辩论时，往往手脚并用，不管是什么身份，说着说着就大骂出口，甚至出手就打。他就是被誉“中国拜伦”的大诗人，曾在清华、北大、复旦、南开、中山大学等名校当过教授的民国大师级人物梁宗岱。

（一）从翻天郎到南国诗人

梁宗岱的好斗从小就很出名，少年时，他便绰号“翻天郎”。

梁宗岱祖籍广东新会，1903年出生于广西百色的一个中医世家，家境比较优裕，当时他家还开着一个名为“梁全泰”的商号。小时候的梁宗岱吃喝不愁，当然也是吃药免费，故身体健壮如牛。

身体棒，个性强，因此梁宗岱自幼就爱打架，而且打架很有水平，从来不曾吃过亏，活脱脱一个小霸王般的存在。那时街坊邻居有这样的传说，看见梁宗岱从远处过来时，大人就赶紧把自己的小孩叫到屋里，并吓唬道：“'梁全泰’的孙子来了，可不敢乱跑！”当时“梁全泰”这个名号很响，众人皆知。

那时的梁宗岱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神气十足的样子。有时候他还会在一些好打架的小孩面前炫耀自己的武力：“'梁全泰’的太公来了，谁不服，出来比划两招？”

不过，毕竟是书香世家的公子哥，梁宗岱也不是那种随便打架的坏孩子，而是喜欢抱打不平那种，他从不恃强凌弱，“翻天郎”也不是乱翻天的。

梁宗岱还是一踢毽子的高手。那时玩踢毽有个规矩，输了的人要“供毽”。生性高傲的梁宗岱不愿受罚，只好背着人苦练，终于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得了个“毽王”的美称。

梁宗岱的父亲梁奕爝是有相当学问的，他从小就跟着父亲读四书五经，读《三国》《水浒》，他读书十分认真，早早就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功底，也是个天才般的文学少年。

他上小学时，作文次次满分。但有一次他竟得了125分，有个同学不服气，问老师：“最高分才100，为什么批给他125分啊？”老师回答：“他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我看了都大吃一惊，给这样的分数并不过分！”

仅读了一年小学，梁宗岱便上了中学。他13岁时，又只身一人来到广州培正中学读书。培正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梁宗岱之前从没学过英文，他在专修科补习了一年英文之后，就能读英文原版图书了。在培正中学，梁宗岱曾主编校刊《培正学校》和《学生周报》，并加入学校的文学研究会。

梁宗岱小小年纪就先后在广州《越华报》、《群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诗作，年仅16岁就被誉为“南国诗人”，有了相当的声誉。有一次，一位记者慕名来访，他不知道梁宗岱的详情，只知道他是位大诗人。他走到梁家敲门，梁宗岱出门迎接。记者见他像一小孩，就问：“这是梁诗人家吗？我找你父亲梁宗岱。”

梁宗岱一头雾水，但随即就明白了，于是故意慢条斯理地说：“找梁宗岱吗？本人就是，嘿嘿。”

记者直接惊倒。

（二）中国的拜伦

中学毕业后，梁宗岱于1923年考入岭南大学。然而“金麟岂是池中物”？次年他便留学法国了，接下来又游历欧洲各国。在国外，他很快学会了英、法、意、德等多国语言，并在各国刊物上发表作品。留法期间，他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结缘，并因翻译《陶潜诗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的赞誉，二人也成为至交。罗曼·罗兰曾如此评价梁宗岱：

“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罕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诗歌的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这么熟悉！从我们古代的地上升上来的气味是同样的。”

回国后，28岁的梁宗岱便接到了北京大学的邀请，任法语系教授和系主任。后来他又到清华大学当讲师，到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山大学等国内最顶级大学任教授。他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集诗人、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翻译家于一身的罕见的杰出人才。

尤其是在诗歌的创作和翻译上，梁宗岱成就非凡，被誉“中国的拜伦”。他的著名译作包括世界文学大师莎士比亚、里尔克、瓦雷里的作品，还有歌德的《浮士德》等。其中，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余光中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他翻译的《浮士德》，也被海外学者认为是目前《浮士德》最优秀的译本。

梁宗岱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也非常自信，比如有人嘲讽他的旧体诗词集《芦笛风》，在提倡白话文的时代岂不是“旧瓶装新酒”？而他却如此回答他们：“旧体诗词又怎样，如果它能恰当地传达我心中的悸动与晕眩呢？”

（三）与傅雷、胡适、朱光潜等大师斗法

梁宗岱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好斗精神，他像一只永不言败的公鸡，逢谁斗谁。

梁宗岱留法期间，遇到了多位后来成了大师的人物，比如画家刘海粟、刘抗（南洋画派的开山祖），学者朱光潜、傅雷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尤以梁宗岱最为活跃。梁宗岱虽不搞美术，但对绘画也十分在行，喜欢发表意见。

一次他和傅雷一块到刘海粟那里赏画，见到刘海粟颇为自负的一部作品《玫瑰村》。傅雷说：“很好啊！在色块的处理上，构图上都接受了塞尚的影响！”

按说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塞尚可是曾经享誉整个欧洲的著名画家。而梁宗岱却丝毫不给傅雷面子，他说：“这画是海粟自己的东西，与塞尚无关，你看走了眼！”

傅雷也是个直肠子，认定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而梁宗岱则绝不肯附和之。两人谁也不服谁，便大吵起来。他们越吵越激烈，火药味十足，眼看要动手了！旅馆老板不懂汉语，也不知道他们争吵的原因，便慌忙打电话请来警察局长处理此事。局长赶到一听事情的经过，大笑而去。两位老友也都相视而笑，和好如初……

谈笑有鸿儒，对骂无白丁。能跟梁宗岱骂架的也都不是寻常之人。他与美学家朱光潜也经常互怼，“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责过他敬重的李健吾“滥用名词”；他还曾挖苦朋友梁实秋：“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美国——能够容忍一个最高学府外国文学系的主任，这般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

梁宗岱还怒怼过大学者胡适。当时他和结发妻离婚，胡适却不顾他的面子，竟站在他结发妻一边，结果两人在法庭互怼（关于此事，笔者将另有专文记述，敬请关注本号）。

鉴于他的骂人作风，著名作家沈从文甚至把他比作泼妇，称他是“江北娘姨街头相骂”；巴金先生在其散文《繁星》中，也这样说梁宗岱：“我和他在许多观点上都站在反对的地位，见面时也常常抬杠。但我们依旧是朋友，遇在一起时依旧要谈话。”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温源宁在其《不算知己》一文中，则如此描述梁宗岱：“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车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精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这就发挥出梁宗岱小时候爱打架的特长了。当然他打架是有资本的，他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壮。有多健壮呢？有这样一个故事。

梁宗岱在复旦大学任教时，他应邀参加一个重要的校务会议。但他那天没有直接到学校去，而是临时跑到十几里外的村子去了。别人以为他无论如何赶不上开会了，都不再等时，却突然发现他从容地踏入了会议室。

那天梁宗岱不但没有迟到，并且他回来时还背着一头肥大的奶羊！大家问：“梁教授，这是怎么回事，这么能吃啊？”

他说：“有个村民非要卖给我一只羊，说有急事用钱，便宜处理！你说我能不帮这个忙吗？嘿嘿。”

大家夸梁宗岱好神速，好力气！他则不以为然地说：“这点路程，一般般啦！”众人绝倒。

那么他果真跟别人辩论时打过架吗？

当时的著名学者、翻译家、北大和清华教授罗念生先生曾在文章中记载过两人打架的情景：1935年的一天，罗念生和宗岱在北京见面时，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说着说着便动手打了起来！梁宗岱先把罗念生掀翻在地，痛殴；过了一会儿，罗教授反弹成功，又翻过身来把梁教授摁倒在地。俩教授滚来滚去，打得不可开交，直打到双方没劲为止……

还有一例。梁宗岱任教于复旦大学时，曾和一位中文系的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不休，最终上升到以武力解决的境界，被一个学生记在一篇文章里：

“两位教授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梁宗岱真是可爱极了，后来学生们都这样说。

（四）四拒蒋介石

梁宗岱生性好斗，好辩，但也不仅局限于学术问题，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在巴黎留学时，有一次他在一个中国人开的饭店里吃饭，碰到一个德国人耍酒疯，看老板是中国人，便骂中国人是懦夫。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里又不是德国人的地盘，况且还是中国人开的饭店。该出手时就出手！梁宗岱怒不可遏，冲上去与对方对骂，继而出拳同对方互殴。结果那德国人不经打，三拳两脚就被梁宗岱打得跪地求饶。

诗人卞之琳在怀念梁宗岱的文章中，也曾记录过一件事。1937年抗战爆发，梁宗岱南下时，曾暂住在天津法租界一旅馆里候船，这时他碰到一个非常傲慢的法国人。此人据说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梁宗岱用法语和他谈起了中国的抗日局势。

这个法国人言语放肆，他说懦弱的中国人根本抵抗不了日本的侵略，此战必败，而梁宗岱则辩说中国必胜。双方都说服不了对方，因对方也不失风度，梁宗岱就没有出手，双方不欢而散。后来梁宗岱上街后抄近路返回旅馆，遭到法国巡捕的无理阻拦，正寻思如何脱身时，正好又遇到那个同他辩论的法国人。此人虽被梁宗岱驳斥，但却对他的抗日决心所感动，对他产生敬意，于是便出来斡旋，梁宗岱因此而脱身。

梁宗岱向来特立独行，无拘无束，即便是当了大学教授，也从不假正经，不装斯文。他在复旦大学任外语系主任时，大夏天，天热难耐，他经常身穿短袖开领汗衫、短裤衩，赤脚穿着凉鞋，雄赳赳地走进课堂。他还不时出现在学生们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听着女学生高唱他的译诗：“要摘最红最红的玫瑰……”听到此，他常兴致勃勃，手舞足蹈，跟个小青年似的。

他的自由独立个性最突出的是，拒绝蒋介石召见一事。

自古以来，凡做学问的涉政都难以善终，即便如孔夫子。孔子开始也想进入仕途，为民谋福利。他从仓库管理做起，做过管理牧场养殖的小官，最后做到大司空一职（相当于代理相国），但还是被人排挤，最后辞职继续为学了。其他的像李白、苏东坡之类，都曾混迹官场，结果都混不成个样子，都退了出来。

梁宗岱深知这个理，所以他从不涉政。

由于他的彰显个性，以及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让蒋介石都关注他了，感觉这是个人才。于是在1944年秋，老蒋企图把梁宗岱拉入他的“智囊团”，让他参加国民党，当中央立法委员，享受中将级待遇，并开出500元大洋的月薪。这搁一般人，有这等美事，还不高兴死！可梁宗岱视之如草芥，丝毫不动心。老蒋曾三次派人持其亲笔信召见梁宗岱，但均遭其拒绝。

老蒋无奈，第四次又派其亲信徐道麟出马去请。徐道麟还是梁宗岱留欧时的同学，两人关系很铁，想必梁宗岱不会不给这个面子。

徐道麟是坐着蒋介石的专用轿车来到重庆北碚接梁宗岱的。梁宗岱知道这一次不好办，只好硬着头皮出来了。可他见到徐道麟后竟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我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

当时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正好在身边，梁宗岱不管徐道麟同意不同意，拉上章校长就往一饭馆走。徐道麟只有跟着去了。

在餐桌上，梁宗岱故意不停地喝酒劝酒，不知是真醉还是假醉，反正他表现出醉醺醺的样子，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老兄啊，今天不能去、去拜见蒋、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咱们在北碚兜兜风，就、就送我们回学校算了吧？”

徐道麟也是一脸无奈，也许他也猜到了梁宗岱的耍赖，于是就依了他。如此，梁宗岱再一次巧妙地躲过了老蒋的“召见”。

最终，蒋介石也没有请动梁宗岱出山。

（五）临终前的怒吼

像梁宗岱这样有个性的人物，其人生注定会有挫折的。在上世纪60年代，梁宗岱因不会迎合“形势”，受到了些不公平待遇，这位著名的诗人、教授，精通英、法、德、意四国外语的翻译家，被视为无用的“废物”。他被迫放弃文学和教育事业，去从事中草药“研发”工作。

晚年的梁宗岱经常上山采药，并且自己熬药进行研究。本来他就出身于中医世家，对这一行也不陌生，于是就“乐此不疲”，顽强地生活下去，他曾撂下一句话：“要是落到鲁滨逊的境地，我也能活下成为鲁滨逊的！”

也真是一个人才，梁宗岱不但采药熬药，还潜心钻研《病理学》、《医药学》，创办制药企业，亲手研磨配制出了两种确有奇效的中成药“草精油”和“绿素酊”，治愈过不下五六百人的各种疑难杂症。

只是对于文学，他始终耿耿于怀。由煮字烹文而采药熬药，梁宗岱晚年这个转行，不免带着深深的时代悲剧色彩。直到他离开人世的前两年，病榻之上，仍念念不忘平生心愿——完成《浮士德》（下卷）的翻译（他之前其实只翻译了上卷）。

然而，这成了梁宗岱终生的遗憾。1983年，80岁的梁宗岱在病榻中辞世。

临终前，这位一生特立独行的、好斗成性的大师，没有呻吟，没有叹息，而是发出几声雷鸣般的吼声，据说那声音震动了整座楼房！

著名作家、翻译家戴镏龄曾评价说，这是梁宗岱“用连续的巨吼代替天鹅绝命的长鸣，以发泄他的无限悲愤。”

也许，梁宗岱先生真的不想就此离开这个精彩的世界，他还想跟命运之神斗他一斗！

（文/说历史的女人·濯雪）

参考资料：《梁宗岱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