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舜传位之谜:考古发现反常现象,难怪古书说“禹逼舜”
关于帝舜传位大禹,儒家笔下的是帝舜择贤选能,最终选择了万民拥戴的大禹,即帝舜禅位于大禹。
与儒家主张的禅让制不同,法家《韩非子》认为大禹发动政变,主动抢班夺权,所谓“舜逼尧,禹逼舜”。韩非子的记载,符合了自私的人性,却变得不那么美好。
问题在于:帝舜传位大禹,到底禅让,还是“禹逼舜”抢班夺权呢?山西陶寺遗址考古发现反常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谜团。
陶寺遗址:帝舜之都
1978年,在山西临汾襄汾县,考古发现了“陶寺遗址”,该遗址的时间与空间,以及其中出土的遗存,与古史中的帝尧高度一致,因此如今普遍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之都”,史书上的“尧都平阳”。
陶寺文化分为了早中晚三期,前期文化距今约4300—4100年,中期距今约4100—4000年,晚期距今约4000—3900年。如果说陶寺早期文化代表帝尧,那么中期、晚期分别代表谁?从考古与文献方面来看,陶寺遗址中期代表帝舜,即帝舜之都当在陶寺遗址。
根据史书记载,帝尧七十岁时,舜时年三十,在民间行孝二十年,活跃于冀州的历山、雷泽、河滨一带。在此之后,帝尧将娥皇女英下嫁于舜,即“尧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并让九男与舜共处,经过考验与考察后,舜辅佐帝尧二十年,最终帝尧禅位于舜,“舜摄政八年,尧崩”,三年丧毕,天下归舜。
由此可见,尧舜处于同一时空,关系极为密切,即帝舜应该也在陶寺遗址,至少在其附近。其中所谓“冀州”,并不是如今的河北,学者考证认为古冀州在黄河以东、汾河以西的晋南地区,临近陶寺遗址之处,后来随着先民迁徙,将“冀州”称呼带到了河北。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转述应劭的观点,认为平阳“尧舜并都之也”,应该不是无稽之谈。
从考古角度看,陶寺文化遗址是舜都的证据也不少,比如以下两点:
首先,在《史记·五帝本纪》帝舜事迹中,提到了絺衣、琴、仓廪、牛羊、水井、宫室,除了琴之外,其他都在陶寺遗址中有发现。
其次,汾西区域的洪洞县,这里有妫汭、历山等地名,与古史记载高度一致。其中,山西洪洞万安遗址与历山遗址引人关注。
山西洪洞万安遗址处于陶寺文化中晚期,一处中型的中心聚落。更为重要的是,在万安遗址所在的万安镇,有“姚商院”、“无影塔”(可能是“圭表测影”的附会与象征)建筑,还有“舜王楼”、“重华塔”等地名,当地姚姓较多、以及妫汭沟一直有制陶制缸手工业等。
距万安遗址西十余里处的山区称之为“历山”,经考古调查为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小型遗址,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帝舜入主陶寺遗址之前,“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当时有没有建都不好说,但舜肯定有自己的中心聚落,那么历山遗址是不是舜部所在?
陶寺遗址:70%人口遭到替换
在陶寺遗址中晚期之交,大禹所处的时代,陶寺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惨剧:
首先,陶寺遗址出现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疯狂毁墓等极端现象,大中型墓葬也几乎全部被毁,不仅是陶寺遗址,还包括附近的陶寺文化遗址。
其次,锶同位素研究显示,陶寺晚期外来人口的比例超过70%,说明不是正常的人口迁徙,背后必然是外来势力战胜、并替代了陶寺原住民。
简而言之,陶寺遗址中期的帝舜势力,被外来的晚期文化替代。现代考古揭示,陶寺遗址晚期文化与位于山西中北部的忻州游邀遗址文化更相近,但石峁遗址出现不少陶寺先民,因此真相是在游邀先民联合石峁先民南下,灭掉了陶寺帝舜势力,其中石峁先民掠夺一番离开,而游邀先民开始统治陶寺。
陶寺惨剧:大禹有无参与?
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遗址,处于史书上的三苗势力范围,是三苗势力代表,而在位于洛阳的王湾三期时,石家河文化突然遭到毁灭性打击,然后被王湾三期取代,这与史书上的“禹征三苗”极为吻合,因此王湾三期通常被认为是大禹部落所在。
问题在于:陶寺遗址惨剧与帝舜传位大禹,发生于同一时期,那么大禹有无参与陶寺惨案?其实,陶寺遗址惨剧的最大获益者,首先是老虎山文化的游邀与石峁先民,其次必然是大禹。帝舜势力灭亡之后,大禹无疑就成为联盟的领导者,进而顺利成为盟主。
由于陶寺遗址与夏族相邻,又涉及联盟权力分配,因此大禹与陶寺惨剧,大概脱不了关系,或许就是“禹逼舜”的真相。况且,帝舜杀了禹父鲧,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敢入”,都说明帝舜对夏族势力的担忧,如此焉能不引起大禹反击?因此,大禹可能联合了游邀、石峁势力夹攻帝舜,最终三方各得所需。
实际上,帝尧禅让于舜的真相,史书上也有所揭示,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势力增长迅速,由此可能引起帝尧担忧,于是才有嫁女等动作,最终舜拥有足够的实力,迫使帝尧不得不禅位。
当然,所谓帝尧、帝舜,未必就是人名。陶寺遗址早期存在200年,中期存在100年,但帝尧、帝舜不可能执政如此之久,因此尧舜可能是部落名称,或是开国帝王,到了王国晚期,君主昏庸或遭遇天灾而被灭亡,其实属于正常现象。
客观地说,禅让制非常美好,但不符合人性;家天下符合人性,却非常不美好。帝舜没有理由损害本族利益,而传位于外族的大禹,除非有迫不得已的原因。
以陶寺遗址来看,帝舜所谓“禅位”大禹,背后有着血淋淋的一页,不是美好和气的传位,而是抢班夺权的灭族之举。
当然,从历史的教育示范意义来说,笔者更愿意相信禅让制真实存在,因为如此会给后人良好示范,最终不仅参与禅让的君主得到美名,老百姓也能得到平安,何乐而不为,儒家倡导禅让制的初衷大概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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