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聚落视角下洛阳盆地西周遗存考察

“何尊”铭文有“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记载，研究者多认为这一记载是西周初年在洛阳盆地“中国”营建“成周（洛邑）”这一事件的反映。关于“洛邑”、“成周”的记载不绝于书，金文中更是有大量“成周”的记录。《左传·庄公二十一年》中首见“王城”的记载，但是研究者对“令彝”中的“王”是人还是地点有较大分歧。考古发现也未根本解决洛邑、成周和王城的具体地望问题，反而由于三者不完全重合甚至矛盾而一直聚讼纷纭。1997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洛阳盆地中东部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了不少西周的遗存，为我们从聚落形态变迁的视角审视“宅兹中国”这一过程如何实现，以及西周都邑的讨论提供了新的途径，下文结合相关发现和研究试析之。

一、考古发现概况

20世纪30年代，“河南古迹研究会”调查伊阙、北邙、金墉城等地，开启了在洛阳地区以考古方式探寻古代历史文化之路。1949年以来，洛阳作为重要工业城市之一，相关机构为配合基本建设，解决学术悬案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东周王城遗址的发现和确认即为有目的地探寻“成周”与“王城”的具体位置和相互关系而开展的。多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和初步研究表明，洛阳盆地西部西周的遗存数量较多，其中发掘的遗存主要位于洛阳市中心的涧河和瀍河两岸。考古调查的遗址主要位于洛阳盆地中东部，累计发现疑似和确定的西周遗址或地点138处。截至目前，先后发现含有西周时期遗存的地点至少有168处（图一）。

二、中心聚落

从考古发现的规格、规模和密集程度来看，瀍河两岸和韩旗城址周围是西周时期遗存相对密集的两个区域。

（一） 瀍河两岸

瀍河两岸是西周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20世纪上半叶，洛阳地区盗墓之风盛行，北窑、马坡和小李村附近大量墓葬被盗掘，文物流至国外，涉及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兢器”16件、“鸟册器”等9组80件、“叔牝器”20余件。1949年以来，不同类别的西周遗存更是频频发现，主要有如下所列（图二）。

1.建筑基址 1999年，在东花坛东侧150米处发现夯土基址1处，见有基槽，长宽超过68米。属于西周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具体时段不详。该区域可能为大型建筑基址区域所在，值得特别关注。

2.手工业遗存 目前发现的手工业遗存为制陶和铸铜遗存，分别位于瀍河东、西两侧。

1986年秋季，在瀍河东岸500米处的供销学校发现窑址1座（Y1），下部保存较为完整，残存有操作坑、火门、火膛、窑箅和窑室。该区域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簋，发掘者推测窑址为烧制陶器所用，属于西周早、中期。

铸铜作坊位于洛阳北窑村所在的瀍河西岸，面积10余万平方米。1973年在铁二中西周墓的发掘中发现。1974～1979年前后有两次大规模发掘，发现大量铸铜遗存（熔铜炉壁、大量陶范、烘范窑、鼓风嘴、铜质和骨质工具等）、夯土建筑基址、房址、窖穴、窑址、灶址、墓葬、祭祀坑、马坑、车马坑、道路等。此后陆续有小规模发掘。发掘表明，该作坊的年代为西周早、中期，应为殷遗民贵族管理下的为西周贵族铸造铜器的场所。

3.祭祀遗存 主要位于林校及周边区域，先后发现有车马坑7座和包括大量祭祀坑在内的祭祀场等。据称，在该区域西北部还发现有“甲”字形墓葬及陪葬墓，应该是西周早期一处较为重要的功能区。此外，在铸铜遗址的发掘中，也陆续发现有兽骨坑，包含马、牛、羊等动物牺牲，马骨一般埋葬于方形的坑中，可能为铸铜作坊使用中祭祀所留之遗存。

4.窖穴 1991年，在铁路分局机务段所处的驾鸡沟附近，隋唐含嘉仓西北部的邙山南坡上，发现了鱼窖群1处，包括窖穴10座，年代为西周早、中期。

5.墓地 区域内发现的西周时期墓葬数量较多，累计上千座，相对集中的地点主要有以下几处。

庞家沟墓地，又称北窑墓地，位于瀍河西岸铸铜遗址以北的庞家沟两侧，面积约2.5万平方米。1954年发现，1963年春季开始发掘，陆续清理出西周时期的墓葬348座，马坑7座（图三）。墓地内未见文化层，墓葬之间少有打破关系。这些墓葬包括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大型墓（含“中”字型）46座，中型墓284座，小型墓12座，形制不详6座。涵盖西周各个阶段，其中属于早期的有116座，数量最多，主要分布于墓地北部。中期67座，相对集中于墓地南侧，北部的夹杂于早期墓地中。晚期34座，数量最少，主要分布于墓地周边和庞家沟东侧。该区域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墓葬区，发掘者认为属于贵族墓地，也有研究者认为是成周八师阵亡将士陵园。

在铸铜作坊遗址也陆续发现有墓葬近百座。包括有圹墓和无圹墓两类，有圹墓包括较大、中、小三种类型。墓葬结构有殷墟文化遗风，遗物也有商代晚期特征。发掘者认为这些墓主为铸铜作坊的管理人员和役工。此外，在瀍河西岸的东车站附近陆续发现墓葬不少于7座，可能为铸铜遗址或附近的墓地。瀍河西岸老城区的青年宫和偏西侧的中州路以北，陆续发现有车马坑4座和墓葬1座。瀍河东岸的摆驾路口至中窑村一带相继发现墓葬2座和车马坑1座。瀍河东岸的下窑村东侧，陆续发现墓葬13座。瀍河东岸的东大寺和泰山庙附近陆续发现墓葬3处。林校东南部还发现墓葬7座。后两个地点可能为祭祀区附近的西周墓葬，上述地点发现的墓葬多为西周早、中期，个别为晚期。

6.周边聚落与墓地 在邙山南麓与洛河北岸海拔较高的位置，陆续发现有遗址或墓地。其中，杨文附近相继发现西周时期的墓葬16座、车马坑3座。这些墓葬多为西周晚期，其中C5M1135出土铜盨铭文为“召伯虎用乍朕文考”，应该是西周的贵族家族墓地。此外，在机车工厂发掘西周时期墓葬累计上百座，发现有“子父己”、“父戊”等铭文铜器。该地点可能是包括“子”姓家族在内的西周早、中期墓地。2001年，在洛阳盆地中部的调查中，中州渠东侧帽郭遗址A、B两个地点，机车工厂北部的史家湾北和东部的杨湾西等地点也发现有西周遗存，其中帽郭遗址可能与十里铺和杨文附近的墓地有关，史家湾北和杨湾西可能与机车工厂内墓地有关。根据20世纪上半叶被盗掘铜器墓的大致位置来看，马坡东侧和小李村西南两处地点也可能是西周时期不同家族的墓地所在。

综上所述，瀍河两岸的西周遗存分布密集、数量多，包括建筑、手工业、祭祀、窖穴和墓地等不同种类的遗存。通过对庞家沟为代表的墓地的发掘和研究可知，大、中、小不同类型的墓葬显示了西周早、中期瀍河两岸聚落的社会分化状况，即以“中”字型墓葬为代表的贵族、以中型墓为代表的社会中层和以小型墓为代表的社会下层和底层人群，共同构成了区域社会。考虑到相关遗存的共时性，早、中期遗存分布区的面积应该在3～4平方公里左右，是该区域规模最大的聚落所在。尽管这一区域没有发现大型围护设施（城墙），但是社会分化程度、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遗存的复杂程度及高规格遗存的密集程度，都表明其与殷墟、周原和丰镐等遗址一样，是区域内的高等级聚落。以往研究者多认为瀍河东岸是“殷遗民”的集中居住区，瀍河西岸是周人居住区。根据出土铜器铭文的分析来看，这一时期家族墓地独立分布的特征相对明显，附近可能存在着居址，聚落形态与殷墟和周原遗址比较近似，因此瀍河两岸可能也是不同家族杂处的“邑聚”式聚落模式。

（二） 韩旗城址及周边

汉魏故城周边的西周时期遗存的考古工作较少，主要为城墙的解剖、阊阖门与荣康医院等地点墓葬的发掘，而调查发现的遗址数量相对多些（图四）。

1.韩旗城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对汉魏故城城垣解剖时，在东、西两侧墙垣中段的4个探方中均发现早期夯土（夯1）。发掘者认为，汉魏故城中部存在着西周时期的城址，且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研究表明，城址大体呈横长方形，东西稍长，约2500～2650米，南北略窄，约1800～1900米，总面积4.8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配合汉魏故城阊阖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的实施，相关机构对此区域进行了勘探，在西周城址中部偏西侧的区域内发现两周时期墓葬500余座，其他遗存1000余处。发掘的西周墓葬有9座，年代多为西周晚期。

2.周边聚落与墓地 1953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二队在白马寺东侧“荣校”的基建中，发现5座西周晚期墓葬。2001～2003年，在洛阳盆地中部的调查中，在韩旗城址周围陆续发现疑似或可确定的西周时期遗址16处，包括油王南、陈屯老村、枣园北、翟泉西南、金村东北、保庄西北、保庄北、丁沟南、石桥北庄东北、石桥东南、景阳岗、白村东北、关公冢、关庄东南、孙家岗和西石桥等。遗存多为西周晚期，与城址的存续年代基本一致。白马寺附近发现的墓葬位于西周城址的西城墙外，可能是与城址或周边聚落相关的墓葬区。

韩旗城周边西周遗存发掘较少，具体的聚落形态不甚清楚。根据调查结果来看，洛河故道北岸的孙家岗遗址规模较大，可能为二级聚落；汉魏故城东北角的保庄西北和保庄北两处遗址聚落稍大，可能为三级聚落。根据上述遗存的分布状况来看，在西周晚期，汉魏故城周边可能是“城邑”式的聚落模式。

三、聚落分布与变迁

叶万松、张剑、刘富良等研究者基于北窑铸铜遗址和墓地的发掘资料，参照关中地区的西周遗存分期，对洛阳盆地西部西周时期的遗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陶器编年为基础，将本区域内的西周遗存大体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上述研究是我们进行聚落分析的基础。

（一） 分布

根据相关发现的位置来看，洛阳盆地西周时期的遗存较为集中的区域为上文所述的两个区域，其他聚落则零散分布于洛河及其支流和二级支流的两岸（见图一）。

1.洛河北 洛河自盆地西南部流入，北岸发现的遗存点数量众多。遗存相对密集的区域自西向东依次有涧河流域、瀍河流域、汉魏故城周边及东部等区域。其中瀍河两岸和汉魏故城周边区域的遗存分布状况前文已经介绍。

涧河自洛阳盆地的西北部流入洛河，沿岸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围绕东周王城遗址展开，在历次发掘中西周时期的遗存也时有发现。经过发掘的遗址或地点有王湾、西干沟、小屯南和瞿家屯等，见有文化层、灰坑、墓葬等遗存。西周时期遗址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年代多为西周晚期，部分可能到两周之际。其中在西干沟的发掘中曾发现80余处祭祀坑，值得特别关注。另外，在谷水、柴油机厂、符家屯、五女冢、小浪底建管局、建专等地点发现有零星西周时期墓葬，主要为晚期，个别地点可到早、中期。涧河下游未经系统调查，尚未发现规模较大的遗址，东周王城附近的西周遗存相对密集，但是年代相对较晚，也缺乏高规格的遗存。

在韩旗城以东的羊二庄东南、南蔡庄西、新庄东南、山神庙、赫田寨、北窑、汤泉沟、王窑、石头沟、山圪垱等地点均发现有疑似西周遗存。这一区域未发现规模较大遗址，可能是西周时期普通聚落的分布区之一。

2.夹河区 伊洛河之间的夹河区域地势整体低洼，历来受伊、洛河水患影响较大，尤其是古伊洛河汇合处及下游区域，基本没有发现遗址点。发现的遗存主要散布于古洛河北岸的高岗地上和五凤岭南侧。前者为汉魏故城南边的遗址点，包括孙家岗等4处，上文已有介绍。后者包括安乐和关林两处墓地，纲常、穆庄、金钟寺等8处遗址，这些遗址多发现有疑似西周时期的遗存，可确认的多为西周晚期，个别地点也见有西周早期遗存。其中穆庄遗址规模最大，可能为区域内的二级聚落，纲常和金钟寺等遗址规模稍大，可能为三级聚落，上述三处遗址与其余普通遗址共同构成夹河区域的聚落群，是聚落体系相对清晰的区域之一。

3.伊河南 伊河南岸支流较多，包括小型冲沟（季节河）以及稍大支流。西周时期的遗存与先秦时期的其他遗存一样，与河流关系密切，这一区域同样是西周遗存密集分布区，其中在小型冲沟梁村沟附近见有道湛，酒流沟流域见有王沟等6处疑似或可确定的西周时期遗址。较大型支流沙沟流域见有南寨上村东等13处，东沙沟流域见有经周东、高崖西等5处，浏涧河流域见有寨湾东北等19处，马涧河流域见屯寨等17处疑似或可确定的西周时期遗址。较大型支流附近的遗址分布密度相对较大，可确定的遗址多属于西周晚期，个别遗址属于早、中期。其中，南寨上村东可能是伊河南岸西部的二级聚落，经周东和高崖西可能是伊河南岸中部的二级聚落，屯寨西北、南罗可能为伊河南岸东部和伊洛河下游的三级聚落。

4.伊洛河段 伊洛河下游的遗址数量相对较少。北岸两处，分别为寺沟和康沟遗址。寺沟遗址（包括寺沟南和寺沟东南）处于黑石关附近，地理位置相对重要，见有先秦各个时期（包括西周各个阶段）的遗存。康沟遗址靠近“洛汭”处，见有西周晚期遗存。南岸的曹河、沙河沟、天坡河流域分别有虎山坡南、南罗、新移等3处，干沟河流域见有赵城等17处，坞罗河流域见有双河、喂庄南、稍柴等11处疑似或可确定的西周时期遗址，可确定遗存多为西周晚期。其中寺沟等遗址可能为区域内的次级或三级聚落。

（二） 变迁

根据上述区域发现的遗存来看，属于西周时期遗址的数量较殷墟时期有成倍增加，但是具体到各个阶段来看，情况则相对复杂。

1.殷墟晚期至西周早、中期 瀍河两岸的中心聚落出现之前，洛阳盆地分布的是殷墟文化遗存。晚商时期，曾为二里岗文化重要分布区之一的洛阳盆地，中心聚落偃师商城废弃后，聚落层级减少。除了侯城遗址发现有1万平方米左右的环壕聚落，黄冢遗址出土有晚商铭文铜爵外，其余60多处均为小型遗址，罕见较高规格遗存（图五）。

具体到不同阶段来看，西周早期，除了中东部区域的南寨上村东等10处殷墟文化遗址被沿用外，其余50余处殷墟文化遗址渐次消失。与此同步，瀍河两岸的遗存密度开始增加，高规格遗存密集出现，聚落的范围超过了3平方公里，成为区域内唯一的中心聚落。南寨上村东的规模较大，可能为二级聚落。寺沟遗址规模稍大，可能为重要位置的三级聚落。其余遗址规模较小，可能为普通聚落。整体上看，西周早期，区域内的四级聚落体系初步形成。这一现象意味着，西周初年聚落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殷墟时期的大部分聚落迅速消失，人群可能汇聚至“新大邑”。中期聚落的分布状况与早期相比，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但是中心聚落的遗存种类减少，除了铸铜遗址和庞家沟墓地发现有西周中期及以后的遗存外，瀍河两岸的中心聚落已呈衰败迹象，其他区域也呈现出聚落数量少、密度低的态势。

2.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 研究者对韩旗城址的年代判定不同，发掘者认为该城址不晚于西周中期，个别研究者认为可能为两周之际，部分研究者认为不早于西周晚期。结合相关的考古发现来看，韩旗城的年代当不早于西周晚期，部分遗存的年代可能延续至两周之际。

西周晚期，区域内的聚落格局再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瀍河两岸的早、中期中心聚落荣光不复，这一区域仅庞家沟、铸铜遗址和东车站附近见有晚期墓葬。韩旗城出现，以其为中心新形成了不少遗址和墓地；二级聚落如孙家岗、穆庄、高崖西、经周东散布于区域内，三级聚落如保庄西北、保庄北、纲常和寺沟等错落分布，一般聚落散处各个小流域，不同层级的聚落数量较上一个阶段明显增多（图六）。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西周中期开始，周王室持续对西北部的犬戎和东部的淮夷进行战争，长期处于两线作战的状态；西周晚期的气候也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化，干旱频仍；幽王时期，王室内部因继承人问题产生矛盾，导致犬戎入侵，幽王之后甚至短暂出现二王并存的政治局面。关中地区自然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迫使王室选择东迁，而西周晚期以来，区域内的社会发展为东迁提供了重要基础。

四、区域社会的崩塌与重构

考古发掘和调查的结果表明，西周时期的洛阳盆地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聚落考古的角度看，这一变化包括中心聚落的出现与迁移，聚落体系的丰富与完善，以及聚落布局变化揭示的人群迁徙与考古学文化整合等。从上述意义来讲，“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一过程是周文化在区域内取得主体和支配地位的过程。

（一） 洛邑（成周）的营建

文献和金文构建的“商周革命”是由“武王征商”、平定“三监”之乱的“东征”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织就。为维护周人统治地位，实现长治久安，与“封建亲戚，以屏藩周”相伴随的是在“中国”营建“洛邑”、设立“八师”、安置“殷遗民”等一系列举措。

瀍河两岸众多地点发现的墓葬，以及西至青年宫、东至机车厂、南至关林、北到马坡这一范围内发现的中小型墓葬和部分大型墓葬多具有晚商文化的特征。研究者多认为，这些墓葬应该是西周初年“洛邑”建成后，周公安置殷商故地包括殷商贵族和手工业者在内的部分“殷遗民”与平叛后的庵、薄姑等“殷顽民”的墓葬。庞家沟墓地，发现有“中”字型大墓，出土有“太保、康伯”等铭文铜器，是西周贵族墓地所在。王占奎认为北窑遗址为西周时期的成师所在，也有研究者发现该墓地地位特殊，规格较高，与其他周人墓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也与《周礼》中的邦墓和公墓不同，进而认为是“成周八师”阵亡将士陵园。总之，瀍河两岸的西周早、中期遗存与《尚书》诸篇中的“新邑”、“洛师”、“新邑洛”、“大邑洛”、“兹洛”、“洛邑”、“新大邑”等记载可以对应，也与“鸣士卿尊”铭文“新邑”暗合，更与区域系统调查结果显示此区域为西周早、中期中心聚落的地位相匹配。研究者的认识也逐渐趋同，该区域应该就是西周早期的“洛邑”所在，与金文中经常提及的“成周”所指相同。

汉魏故城之下的西周晚期城址，与瀍河两岸的中心聚落是前后相继的，也与东周和汉代文献中所指的“成周”城位置相符。从聚落的视角来看，其规模与出现的背景和区域系统调查的结果也相匹配。有研究者认为瀍河两岸聚落衰败是瀍河季节性泛滥的结果；而韩旗城的出现，则与该区域地势相对平坦开阔有关。更主要的是自穆王时期开始，周王室长期征伐“淮夷”和“荆人”，也时常用兵西北地区的“玁狁”（西戎、犬戎、翟人等），期间甚至出现“徐戎侵洛”，厉王之世再现“淮夷侵洛”的局面；地缘环境的变化，促使西周晚期建城行为的增加，韩旗城只是这一阶段拱卫畿内地区城市建设的代表。

尽管瀍河两岸的聚落和韩旗城在不同时期都扮演中心聚落的角色，但是两者的具体功用应该还是有差异的。前者担负的主要是驻扎“八师”、镇服“殷遗民”的作用。从政治上来讲，建有宗庙、设有铸铜作坊，周王也经常驻跸，更有沿袭前代重要区域，以昭示承续“受命”和“定天保”的特殊意义。调查结果显示西周早、中期的聚落数量相对较少，与都邑的规模难以完全匹配，更显示其象征性的一面。而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区域内聚落数量的增加，除了能够支撑规模巨大的城市存在外，也为西周晚期特殊形势下“自之乂民”的实现和平王东迁提供了基础。

（二） 考古学文化的整合

有别于关中地区前后相继的先周文化的兴起与西周文化的发展，关东地区的西周文化，包括燕、卫、鲁、齐、宋等地，是伴随着西周初年诸侯国的分封而出现的。洛阳地区西周文化的出现与关东其他地区类似。

研究者通过对洛阳西周遗存，尤其是墓葬的研究发现，中原地区西周遗址发现的陶器中存在着两种文化因素，一种为以瘪裆鬲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因素，一种为以分裆鬲、簋、盂、盆、甗等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是在商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吸收了先周文化的因素形成的，两种文化因素的融合在西周晚期已经完成。也有学者指出，洛阳地区西周时期陶器墓葬，殷墟文化因素是主要来源，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周文化因素的微弱影响，墓葬形制方面与关中地区的差别不大，但是在器物组合上差别明显，早、中期除了共享商式簋和豆外，两地区鲜有相同或相似的因素，显示出区域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西周时期洛阳地区铜器的研究也表明，庞家沟墓地出土的铜器与陕西周原和丰镐遗址的铜器特征一致，而其他地点出土的铜器具有殷墟文化的特征，且常见与殷墟晚期铜器及甲骨文相同的铭文或符号。两种文化因素的交流与融合，导致西周晚期的文化特征渐趋统一。铸铜作坊的发掘和研究也表明，铜器制作技术和工艺、管理人员和工匠墓葬的形制与特征都显示出，西周早、中期这一重要手工业生产场所是在殷遗民贵族和工匠的参与甚至掌控中实现专门生产的。

此外，殷墟文化故地的中小型遗址，也存在着一个殷墟文化被周文化取代的过程，两者的更迭开始于西周初期，在西周中期基本完成。这一整合过程也是区域内原住民在意识形态方面逐渐接纳新文化继而改变的过程。

（三） 聚落体系的复杂化

对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殷墟时期的洛阳盆地聚落体系相对简单，可能仅为二级聚落体系，也即少量的中型聚落与多数的小型聚落构成了区域社会，在晚商时期持续并缓慢发展。

洛阳盆地中东部138个西周聚落的分析表明，91个单一型和28个复合型遗址显示为四级聚落体系。区域中心先后为瀍河两岸和韩旗城址，面积为3～5平方公里；经周东、孙家岗、穆庄、高崖西、南寨上村等5处遗址为二级中心，面积在60～100万平方米；保庄北、保庄西北、西石罢、南罗、屯寨、寺沟、纲常、金钟寺等8处遗址为三级中心，面积在20～40万平方米；其余77处小型遗址面积小于14万平方米（图七）。其他28个复合型遗址可能为二级或三级中心。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不论聚落体系的变化，还是考古学文化的整合，都与西周初年瀍河两岸中心聚落出现这一大事件相关。显然，随着西周初期瀍河两岸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中心聚落的出现，区域内商代晚期原有的二级聚落体系崩塌，新的四级聚落体系重构，洛阳盆地成为畿内地区，具有了和关中地区相似的、统一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为周王室拥有天下“共主”的权威奠定了基础。

平王东迁之后，随着滑国的西迁和刘国的分封，滑城和陶家村这两个遗址渐次成为洛阳盆地内仅次于东周王城和成周城的次级中心聚落，而区域内的聚落体系也变成五级，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再次缩小。西周初年在“小邦周”覆灭“大邑商”后迅速掌控局势的“封建亲戚，以屏藩周”这一制度缺陷性的一面日渐显现，在地缘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多重打击下，为周王室日渐式微和王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五、结语

成周是洛邑的一部分，还是两者所指相同，是学术界长期纠结的问题。文献与金文材料同考古发现不完全匹配甚至相矛盾这一现状，可能并不会因为重要考古发现的出现而获得圆满解决，这与以“二重证据法”为代表的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整合研究的局限性相关。发掘所见之遗存，调查发现的遗址相对于全部的古代遗存来言，具有片面性的一面。而文献在形成和流传的过程中也有对历史真实认识间接性的一面。因此在讨论所获之“地下新材料”与流传至今的“纸上材料”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地下新材料”只能证实或者补充“纸上材料”之不足，而不能完全证伪。具体到洛阳盆地西周时期的遗存而言，文献和金文提供的信息不能明确指证洛邑（成周）的具体位置，同样考古发掘的信息也不能准确判定瀍河两岸就是洛邑（成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更需要其他视角或者方法。

显然，考古学和历史学有不同的定位和理论方法体系，而聚落考古作为方法和理论之一，在依据特定范围内古代遗址的分布与变迁阐释古代社会变化时具有独特的视角，但这一构建与文献所勾勒的古代社会不一定完全重合。而从聚落视角来看，瀍河两岸和韩旗城交替担当着中心聚落的角色，涧河流域没有西周早期的高等级聚落。以瀍河两岸西周早、中期遗存为中心，与都邑地位相称的四级聚落体系在西周早期初步建立，而以韩旗城为中心聚落的聚落体系在西周晚期得以完善和丰富。尽管目前的考古发现尚不充分，难以清晰勾画出中心聚落的具体形态和演变过程，但是从共时的遗存和聚落体系来看，瀍河两岸西周早、中期的遗存应该就是文献所载的西周初年营建的洛邑（成周），韩旗城则应该是西周晚期及东周时期的成周。

在获得上述认识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了解基于区域系统调查进行聚落分析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对这一方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如遗址判定、规模分析和年代确定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有清晰的认识。在利用聚落视角或其他方法对现有的资料进行解读时，避免“过犹不及”的局面，尽量客观地展现不同面貌的社会图景，从更多维度来理解西周社会，进而接近历史真实。

（作者：桑栎 洛阳师范学院，陈国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