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晴：陌生的友邻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古城的西尔卡普遗址。上次是2013年的6月，天气炎热，远远便看见一棵大树，郁郁葱葱，浓荫遍布，我们曾在那树下乘凉歇脚，着实惬意。不想，在这清凉的4月，它却已干枯，枝丫虬结，仿佛苍老的故友向我打着招呼。不禁难过，为巴基斯坦缺水而担忧。

但这担忧很快就在前往白沙瓦的行程中一扫而尽，车外所见河网纵横，水流丰沛，印度河、喀布尔河的支流流过，滋养着大地，小麦金黄，瓜果翠绿。同行者中最年轻的学者——来自北京大学梵巴语言文化专业的范晶晶博士大发思古之忧情，口吐玄奘的莲花句，念叨着果然是“谷稼殷盛，花果繁茂”啊。或许正因其富庶，又是河谷之地，历来兵家争夺，战祸不断，玄奘于7世纪来到此地时，已是“邑里空荒，居人稀少”。

贞观元年（627年），这位唐代高僧自长安出发，西行求法，一路穿沙漠，跨戈壁，翻雪山，历经艰险，最终于次年夏末初秋，进入佛教的发祥地——印度。他在印度各地游历，巡礼佛教圣所，在那烂陀寺潜心修学……直至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这场“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的求法苦旅堪称中古史上最伟大的行程。一部涵盖了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经济文化、历史故事等诸多内容的《大唐西域记》不仅为唐人提供了翔实的信息，对后世亦影响深远，无论对后代求法的僧人，或是20世纪初期的探险考古学家斯坦因，甚至今日生活于此的人，一路上都是关于“玄奘曾经路过此地”的传说，或真或假，众说纷纭。可以确定的是，书中提到的健驮逻国、乌仗那国、呾叉始罗国、乌刺尸国等都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这里是印度次大陆文明的故乡，古老的哈拉帕文明就诞生于此，这里也是印度最古老的诗歌《梨俱吠陀》的诞生地。公元前1200前后，印欧语系的东支之一支跨越了兴都库什山脉，经由开伯尔山口在旁遮普一带定居下来，创造了后来遍及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化之始。我说的印度，不是政治的概念，而是语言文化的概念——从古代的吠陀语，到曾经流行于犍陀罗地区的犍陀罗语，以及现在的乌尔都语、印地语，都在印度文化的概念之中——尽管在历史上，在漫长的岁月中，根本没有“印度”作为统一的政治概念的存在。

我们此行的初衷，自是出于研究的考虑，实地考察闻名遐迩的犍陀罗文化遗址，亲眼得见犍陀罗艺术的渊源与传播，并期望与当地学者加深学术方面的交流。巴基斯坦方面为此精心安排，接待周到，从首都伊斯兰堡到著名古城塔克西拉，抑或犍陀罗之乡白沙瓦，每一处献花迎宾，卫兵守卫，仆从贴心侍奉，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令人着实感受到“巴铁兄弟”对待朋友的真情实意。考察之后，感动之余，这次旅程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思考。白沙瓦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名城，犍陀罗文化的核心地带。它位于开伯尔山口东端，是由此山口进入次大陆后的第一座城市，自古便引得各方神圣纷至沓来，四方文明交汇碰撞。经过此地的“大干线”连接南亚次大陆和中亚地区，是亚洲最古老最绵长的公路之一，也是历史上从西北进入次大陆的必经之路。近年来，古城多次发生恐怖袭击，最严重者当属2014年的军校惨案，140多名花季少年罹难。对古城的恐惧，更是笼罩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外国人心中。现在，我们终于踏上前往白沙瓦的旅途。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孟嗣徽老师柔声细语地对我说，那是她从青年时代起就魂牵梦绕的佛教艺术之都。

几天来，一支由五六名年轻帅气的特警队员组成的护卫队乘坐敞篷拖车，始终与我们同出入。但我发现，每到一处遗址，总有新的队伍加入保卫行列。来自北京大学外国语南亚学系、为此行担任翻译的张嘉妹副教授解释说，为了保护外宾的人身安全，巴基斯坦每个省每个地区都会从特警和军队两个系统派出安保人员随行守护。从伊斯兰堡到白沙瓦，要先出首都直辖区入旁遮普省，特警人员换防一次，然后出旁遮普省入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需要再换防一次。东道主的待客之道还真是隆重。白沙瓦周边遗址纵横，仅马尔丹地区就有11处遗址，是巴基斯坦最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中最著名而壮观的要数塔赫特巴希佛寺遗址。军人已提前封闭了全部景区，在各制高点安置岗哨，与其说是为了保证我们一行的安全，不如说是礼仪的展示。遗址坐落在山脊上，高处攀爬困难，有几处极为危险，悬崖峭壁就在一尺开外。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李肖教授早已不顾安危，开始了漫山遍野的奔波。他在新疆工作多年，实地丈量过新疆的许多佛寺遗址。历史上，以犍陀罗为中心，这一带曾经对中国影响深远。佛教及其艺术正是自此地传入中国，而在其传播过程中，新疆地区首当其冲。一直到公元5世纪，南疆诸多古代王国还在使用贵霜的官方文字和语言。

借由摄影师的航拍图片，遗址的巍峨迅速展现在众人面前，即使已是断壁残垣，昔日辉煌犹然可见。佛塔塔基位于山顶，寺院的各种功能建筑、密布其间的还愿塔沿着山势展开。李教授则通过实地踏勘和丰富的经验，很快确定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塔院和僧院，哪里是中庭，哪里是讲经堂，以及其他附属设施如院、仓、库、廊等等，“堪称犍陀罗寺院的典范，”他如此评价。寺院的入口，门径狭小而隐蔽，完全不同于新疆地区和中原寺院的建筑理念。“将犍陀罗地区、中亚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佛教寺院建筑形制布局进行比较，能够清晰地看出佛教传播的路径和时代，有些布局元素在传播的过程中变化极少，有些则入乡随俗地加入了本地的建筑文化元素，”李教授说。相对于佛寺形制，塑像则能给人带来更直观的印象。尽管岁月变迁，昔日神圣的殿堂早已倾圮颓败，所幸那些来自公元2-3世纪、原本立于庙宇的佛像最终在白沙瓦博物馆得到了庇护——这座建造于1907年的红砂岩建筑据说融合了英式、传统印度式以及伊斯兰的建筑风格，房前浓郁的热带绿植点缀，更加衬托出洁净的意味。犍陀罗地区是自陆路进入南亚次大陆的重要入口，也是贵霜王朝的统治中心，来自欧洲、西亚、中亚、南亚的不同文化在此激荡。最终，中亚贵族的面孔和希腊化的雕塑技艺完美地融合在一尊尊佛教造像中，并传播开去，影响至深至远。我们伫立在博物馆橱窗前，尽管陈设简陋，灯光昏暗，但那些出自不同工匠之手、神采各异的雕像，一手一足都令人感动，有些面孔居然雕刻出浅浅的微笑，仿佛在工匠手下，石头竟然也有了慈悲的色彩。

白沙瓦博物馆的藏品显示，犍陀罗地区的佛教美术中，单体造像常以圆雕表现，浮雕则以佛传故事为主，作为装饰嵌板多附着在礼拜场所的建筑上，如佛塔塔基部分或塔身周围，使整个场所宛如一个佛教雕刻的画廊，宗教气氛被烘托到极致。根据孟嗣徽研究员的观察，在犍陀罗地区的佛传故事雕刻中大量出现“燃灯佛授记”的题材，并常以此作为佛传故事的开篇。根据《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燃灯佛授记的传说就产生于犍陀罗地区的那揭罗曷国都城附近（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附近）。对佛教徒来说，这个故事几乎众所周知，而在中印度同期的遗存中却十分罕见。如今，从新疆的石窟寺到山西的壁画，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之间的一脉相承。范晶晶博士则更欣赏表现“踰城出家”题材的几幅石雕，并通过图像对比发现了诸多有趣的细节，如犍陀罗艺术对于世俗生活的表现与中印、南印等地有所不同。

而我则特别关注一件俗称“迦腻色伽”的舍利函。它在1908年出土于沙赫吉基台利遗址，传说这处遗址正是玄奘《大唐西域記》所记迦膩色迦王所建塔之处。出土之后，真品入藏白沙瓦博物馆。而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因为金光灿烂的外观，似乎更得相关出版物的青睐。事实上，这件铜制舍利函的确曾经镀金，上面有贵霜王的形象，并有点錾而就的数行佉卢文——对其解读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鉴于铭文中确实出现的迦腻色伽字样，这一舍利函一直被误认为是迦腻色伽王所供奉。与舍利函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水晶瓶和一枚铜钱，铜钱上留有一王骑象的痕迹，长期被人忽视，直到进入本世纪，英国博物馆的一名钱币研究员重新发现这枚钱币，并指出这是贵霜王胡毗色迦的特点。由此，舍利函上的贵霜王真实身份方大白于天下，这个没有胡须的年轻王者应该是迦腻色伽的继承者胡毗色迦。随后，德国印度学家法尔科教授也对那几行佉卢文进行了解读，意思如下：“在此迦腻色伽城之城，此香函是大王迦腻色伽（所建）之精舍中火厅建筑师‘大军’、‘僧伽护’的法礼，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安乐。说一切有部法师接纳。”这就是说，舍利函是由两个建筑师奉献的，而接纳这件舍利函的庙宇，曾是迦腻色伽施舍的寺院，该寺院所信奉的派别——说一切有部。这也是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曾经流行的佛教派别。如果更仔细地观察这座舍利函，我们还可以从中发现更多的信息。例如雕刻于盒身下部的人物和波浪状图案。西方学者认为波浪状图案是花环，俗界的国王扛着它，太阳神和月亮神都在花环上方，花环用于隔离天界和俗界，其他扛花环的人物是丘比特。但我觉得也可能是蛇身绕塔的体现。白沙瓦博物馆1941年购入的一件藏品中，佛塔上缠绕的波浪状图案就是双蛇的形象。追踪这一图案的神话背景，可以看到几重文明，首先是希腊的赫尔墨斯神，他兼有两河流域文明的蛇神形象。唯有赫尔墨斯可以来往阴阳两界。采用蛇身作为隔离世俗界与天界是合理的。但是显然，在斯基泰人、贵霜人的信仰中，人的灵魂属于神灵界，所以蛇身隔离开的是天界和世俗界。当然，这一点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在犍陀罗地区，到处可见多元文明交织的印记。例如西尔卡普遗址，考古探方发掘显示出地面下三米处希腊人修建的下水道，而遗址中希腊人的太阳神庙、贵霜王朝时期残存的佛塔，还有至今仍不明其文明源头的双鹰寺……人类的古老文明在这里交融延续了数世纪之久。沉醉于巴基斯坦灿烂辉煌的古代艺术时，动荡的社会现实也令人感叹。多次来访巴基斯坦的张嘉妹副教授说，因夹杂在东西南北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巴基斯坦命运多舛。当我们近看这个国家的现在，不妨越过表层的“保守”感受其历史的包容与多彩；而远观历史，也勿忘现在的苦难与无奈。

中巴公路边靠近巴基斯坦北部边境的一座小村庄少年恬静的面庞让人忘记了此地的动荡（上图）而随母亲从阿富汗逃难来的男孩脸上的泪水令人不得不面对现实（下图）

这段话发人深省。无论近看还是远观，首先就要加深彼此的了解，而此行的震撼之一，便是这个因与中国结下深厚情谊的“铁哥们”于我们似乎就是“灯下黑”，虽然是近邻，但彼此的了解可能还不如远在天边的欧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喀喇昆仑山脉的岩画整理项目，巴方最早是准备与中方合作的，但最终却由真纳大学亚洲文明研究所与海德堡大学共同完成。白沙瓦大学是巴基斯坦建国后最早建立的大学之一，有近70年的历史。接见我们的副校长穆罕默德·阿德比·汉教授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在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口流利的英语，绅士范儿十足。令我惊讶的是，中巴友谊已经在民间流行多年，但在这友好近邻的第一所大学竟然没有设立中文系。

当然，最近白沙瓦大学成立了中国中心，是由中国驻巴大使馆援建的。目前仍然是空架子，仅仅拥有一些桌椅板凳和房间，尚未开始正式招生，中心主任希望明年能够开始招收学习中文的本科生。仅此一项，已可以映照出中巴之间，其实十分缺乏文化交流。与在巴基斯坦的外交官交谈中，我们意识到，中国与巴基斯坦往来，更多注重经济投入，而严重忽略文化交流方面的投入。作为学者，我们感觉学术界尤其是北大，对于南亚、对于巴基斯坦的了解还十分欠缺。这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一日，我们参观了首都伊斯兰堡的费萨尔清真寺，这是南亚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可容纳20多万人同时礼拜。需要指出的是，这所清真寺是由沙特国王出资建设的，这是最深层面的文化输出、精神输出。巴基斯坦的现有人口据说已经超过2亿，历史上曾经对中国影响深远，即使当下，仍然是现代丝绸之路上不可忽视的大国，以伊斯兰教为主要科目的大学，仍在吸纳来自中国西部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势下，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是否能在友邦的百姓心目中留下更多呢？

原文发表于《华夏地理》2018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