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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是中国境内最早掌握冶铜和制造青铜器的地区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9:31:520

【编者按】本文摘自郭静云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81-87.摘发时注释均已省略,引用请参看原书。

在青铜时期,对铜料的掌握更能显示聚落的势力。郑洛地区出土的二里头、二里岗时期青铜器,证明郑偃人已掌握制造铜器的技术;通过对二里头铸铜遗址的研究,发现其铸造器型虽然不大,但至四期时,技术已较为稳定。这似乎不是最早的冶金业,可是二里头早期没有金属器,无法观察冶铜技术的发展,当地又没有足够的金属矿(只有贫乏的中条山铜矿,开采困难,且缺少铅、锡矿),这就说明郑洛铸铜业是外来技术。因此偃师二里头发现青铜器之后,学界不断讨论其来源之谜。唯有确定二里头青铜文明的铸铜技术来源,才能了解二里头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

从郑洛二里头文化的角度来看,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并不甚明确。不同领域的专家都对此作过热烈的讨论,有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青铜技术原本受到西北齐家文化影响,可能也使用陇西北河西走廊的矿产。关于中国青铜技术是由西北方传入的外来影响,乃是欧美学界主流看法。

河西走廊发现了几种距今4000年前后的文化遗址。其中齐家马厂文化出土了一件小铜锥,长度只有4.7公分,宽度0.3-0.5公分。兰州齐家文化也传入河西走廊,因为此地是齐家铜料来源,也是黄河上游族群与草原民族交流的地区。河西走廊的西边是四坝文化的范围,连接陇西北与新疆的草原,四坝人的生活方式以游牧羊群为主,四坝遗址发现的铜器数量很多:铜削、刀、锥、凿斧、镞,以及形状近于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所见的装饰品。此外还有 马文化,活动范围仅限走廊西部,其草原性质更加明显,曾发现草原类型的铜锤戈、铜镜、铜牌饰。也就是说,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多元族群集聚之地,通过黄河,草原文化影响陇秦晋的平原谷区。平原谷区的齐家文明之矿产来源,决定了齐家文化主要关连对象。

黄河上、中游的齐家文化,在北与安德罗诺沃交界,部分早期青铜器的器形似乎源自中亚草原,齐家的青铜技术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应有某程度的关联,亚洲草原自古以来为西东之间的来往通道,因此河套地区冶炼、制造技术与中亚接近,影响甘肃、陜北、内蒙青铜文化的发展。但是齐家等西北地区文化与二里头青铜器比较,其器形与金属的元素成分皆不相同,说明两者来源不同。 实际上,齐家所见的铜器形状都很特殊,未见于同时期中国其它地区。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虽然郑洛地区可以发现少数来自齐家以及南草原地带的文物,但中原青铜文明的产生与其无关。

根据化学分析,二里头四期、二里岗以及武汉盘龙城遗址的金属料来源和技术相同,但与殷墟有所不同。学者们证明郑偃地区冶金业与同时期的江汉地区同源。卻与殷墟有若干差异。有关江汉金属的来源,据考古得知为江西瑞昌铜岭、德兴以及湖北铜绿山、港下矿。其矿产铜料与江汉青铜器的化学成分一致,在地理上,运输铜料也极为方便。

江西瑞昌铜岭、德兴发现多种古金属矿遗址,矿料很丰富,含铜、铅、锡等一切青铜合金必有的成分,开采年代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根据最近的年代测试,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之际 )。

德兴矿属世界最丰富的多种金属矿之一,除铜、铅、锡之外也有金、银、铁矿,自距今约3000年前的春秋时期以来,即成为重要的冶铁中心、楚国铁矿来源。在距今4000年前已成为江河文明铸铜技术的关键来源之一 。铜岭矿距离盘龙城及江汉地区不远,交通便利,因此也成为江汉青铜文明的基础。(盘龙城应如前期汉水古国,属连城古国文明的城址之一,且盘龙城顺长江以东应该还有未发现的城址)。

铜岭矿遗址中发现自二里岗前期以来,不同年代的矿井、巷道支架遗迹与工具。考古学者已据此探讨二里岗选矿技术的问题。铜岭矿遗址下层出土的陶器和铜器与盘龙城、二里岗相同,中层与殷墟和新淦大洋遗址相同,而上层有两周的文物。考古发现的遗物揭示出,位于铜岭矿山西侧的江汉及黄汉地区文明,位于东侧的吴城文明,皆采用本矿产。江西德安县彭山有数个锡矿床,虽然此处未发现早期开采遗址,但当时可能用以冶铸青铜的锡料来源只有此处。

此外,在江西矿山与盘龙城之间,还发现了东周时期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也有商代的用矿痕迹。进一步的发掘揭示出,古人开始开采铜绿山的时期不晚于德兴矿,即相当于二里头时代。因此学者们推断,盘龙城的文明早已发现此矿并加以使用。铜绿古矿遗址附近,还有阳新港下古矿遗址,年代可溯至商周 ,这些古矿都在同一条线上。但只有江西的矿山才有铅和锡,其重要性就在于此。

江西铜岭以及湖北铜绿山的铜矿物是孔雀石,据古代文献记载,孔雀石是古人寻找铜矿的指标物。所以新石器、青铜之际遗址中孔雀石的出现,经常代表古人对铜料的兴趣。绿松石的铜量虽然不如孔雀石,但也可作铜料来源。石家河遗址中,除了绿松石之外,也发现过一些孔雀石和蓝孔雀石,以及初期冶铸的痕迹,如在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地层已可见炼铜坩埚(图四七:1)、孔雀石的碎末、锈蚀的铜渣、纯红铜与铅铜青铜残片、小型铅铜青铜刀等器物。依碳十四测定,距今4400年左右已有铅铜器物,只是体积较小,锈蚀程度较大,导致很多石家河铜器已残缺到不能确定原来器型的地步。

铜绿山的开采遗址年代,相当于石家河晚期、盘龙城初期,如大路铺遗址第八层发现的铜渣和炉壁残块,此外,2009年在大冶蟹子地遗址的发掘,也在石家河地层发现铜矿石以及石砧等先秦典型的碎矿工具,学者们将这些发现断代为石家河晚期。而石家河遗址最早的红铜和青铜器的遗物年代要比这更早一些,相当于石家河早中期。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当地开始进行开采的年代也更早一些,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了解:建筑开采井的时代必然比开始炼铜的时代晚。发明者掌握新技术的時期会非常久,从偶然的发现、研究,到了解铜料的资质,了解可能的作用,而发明及改善铸铜技术……这是一种漫长的过程。此后才开始专门采集铜矿石,而采集完后才开始凿井,以便从山心采矿。考古资料告诉我们,石家河早中期时,在离铜矿200余公里的地方,已有专门被采集的铜矿石,且用合金铸造小型的器物。据此可知,江汉地区采用青铜器的时代不晚于石家河,古人发现铜并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可能在屈家岭晚期便已开始。

矿山地区发现新石器晚期的遗址,或许有助于了解在江河文明中青铜技术发明者的属性。大冶及大冶以西的地区属屈家岭文化范围。大冶牛头山、大路铺、红卫铁矿上罗村、鲶鱼墩等有屈家岭文化地层的遗址,都发现于铜矿区的周围,大冶铜矿区也经常零散发现屈家岭时代的遗物。虽然在屈家岭地层中,不能确定是否发现铜器(目前只有在湖北考古界内部曾针对零散发现的纯铜小钩等小件,进行过数次讨论,因不应被考古界所认同,故并未被公布),但笔者却认为,青铜技术发明者可能就是屈家岭文化的古先民。

考古界因对屈家岭,甚至是石家河迄今仍采用“新石器”的定义,所以发掘时并不注意找到金属器的可能性。早期的金属器很小,被锈蚀的程度很高。小针掉到地上时,已经很难找到,藏在地下土中的小针,更加不容易发现。在发掘屈家岭、石家河遗址时,发掘者从来未使用金属探测器,也没有筛土,因此数量不多、形状小型的用具,被发现的可能性很低。尽管如此,在石家河遗址中发现的铜料和以青铜合金铸造的器物,却足以证明石家河人对铸铜技术的掌握已有一定的历史。古人初步发现铜料的時期,应可溯源于屈家岭时代。大冶铜矿区屈家岭遗址的发现,为此假设提供了旁证。张绪球先生将屈家岭文化视为典型铜石并用时代无误。希望将来考古界更加重视对湖北地区早期文化的研究。

屈家岭、石家河之外,东区薛家岗文化人也应是青铜技术的发明者。瑞昌铜岭、德兴以东基本上属于薛家岗文化类型的范围。薛家岗遗址上层也有早期青铜文化,可溯至距今4000年之前,应属吴城青铜文明的来源之一。薛家岗上层与盘龙城前期同时的小型青铜器相同 。有关更早期的采铜痕迹,目前研究不足,但以笔者浅见,先吴之区对青铜技术的掌握应不晚于先楚文明。

据考古发掘,大冶以西是先楚青铜文明的发祥地,德兴以东是先吴青铜文明的发祥地。至于大冶与德兴之间的长江流域地区,属屈家岭、薛家岗文化之混合区。武穴鼓山、阳新大路铺等遗址均显示这种情况。

从年代来看,长江中游的文明区,是中国境内最早掌握制造青铜器的范围之一。据目前所见的考古依据,西北甘肃齐家、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和薛家岗属第三个独立的青铜冶业起源区,三处各有独立铜矿来源。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更早的开采遗址,是因为早期人们先采集容易取得的铜矿石,只有外面的采料用完之后,加上铸铜技术到达一定水平,始能开采山里的矿石。

这三处青铜文化,以长江中游的范围最宽,且横跨上、下游地区。通过石家河发达的水上贸易等经济活动,铸铜技术传到成都平原。而长江下游的青铜技术则由江西以东的文明所掌握。江西铜矿成为两大文明的边界,西侧由盘龙城文明采用,东侧为青铜早期的吴城文明採用。长江下游的铜矿来源,除了江西以外,还有安徽铜陵古矿,其开采年代不晚于殷商时期。铜陵古矿遗址发现的遗物与商时期的江西清江吴城文化颇为接近,显示主要的用矿者还是南方古国。但在开采前,一定有发现及采集铜矿石的阶段。可以推论,古人从距今4500年后,一直在长江中下游之间的山脉寻找金属矿。

长江下游马桥青铜器的来源应亦相同,马桥的带柄铜刀与薛家岗上层相同,马桥年代在距今4000至3200年间,从前期出土的简单铜器到中期出土铜斧、铜钺,其发展具有一贯性。宋健先生发现,马桥的铜钺、石钺器型相同,并与良渚带柄石钺有继承关系,马桥铜戈与石戈亦复如此,这证明,长江下游的青铜器乃自本土器形的基础上发展而來。同时武汉盘龙城的铜钺与良渚石钺形状更加接近(图三九),显示出长江流域的一贯传统。盘龙城很多器型源自长江文化脉络中,与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关系密切。良渚的器物形状早已传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因此各地铜钺都在某程度上习自良渚。不过到了青铜时代,太湖以东的地区只能依靠太湖以西的铜矿发展青铜技术。因此,良渚之后的苏浙文明因缺乏本土矿产而走向低潮,直至春秋时情况依然相同,因此越国的主要目标是打败吴国,掌握其资源。春秋时,这些铜矿范围也是楚吴之间的斗争区。其历史背景早在青铜时期即已萌芽。

曹峻先生发现马桥炼铜技术不比二里头高,发展也比不上郑偃地区,中原地区青铜器的生产技术虽传播到太湖流域,但太湖流域吸收能力较低。从一方面来看,曹峻先生的观察是准确的,商时太湖以东的青铜技术缺乏发展的有利条件,可是曹峻先生的解释并不妥当,太湖以东的落后不是因为缺乏郑偃地区的影响,不能发展冶金业,而是因为太湖以西的先吴、先楚古国控制了金属矿,苏浙地理位置较偏僻,农耕社会缺乏争取矿产的力量,又缺乏其它可交易足够铜料的资源。

有关山东龙山、岳石金属器,其器型目前仍缺乏对铜料的更详细检验,也不能排除其与夏家店的关系较近。夏家店青铜文明起源,将于下文再论。

直言之,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矿山促进了先吴和先楚青铜文明的发展,也通过长江成为先越和先蜀青铜早期的资源基础。从新石器青铜之际的遗址范围,我们可以看出先吴、先楚、先越、先蜀文明之形成。其中先吴和先楚文明在资源上可以自足,且依凭着长江水路而有密切来往。

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的青铜器,与“先楚”文明的盘龙城青铜器相同,可见中原青铜原料和技术来源也在长江中游。因为郑偃二里岗与盘龙城的青铜器形状完全相同,施劲松先生认为,盘龙城青铜技术源自中原郑偃地区。但这种观点有最基本的问题:郑偃无矿产,不可能自己发明青铜技术,只能习自有矿产的地区,化学分析也证明郑偃所用的矿来自“先楚”,矿产和技术应是同源。石家河的铜器已证明“先楚”的铸铜技术源自于本土的古老发展。盘龙城位处长江流域,可视为长江流域(中游)的青铜文明代表,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江河中原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比较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和郑洛地区文化,郑洛出现的青铜器少得多。虽然在郑洛地区二里头类型的文化规模较大,考古研究很全面,但除二里头古城遗址之外,都没有出现过青铜器,即使在出土文物丰富的遗址中也没有。甚至到二里岗下、上层时期,偃师和郑州两城之外,许多大规模、遗物丰富的遗址里,根本没有发现青铜器。 这说明直至二里岗上层时代之前,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并不普遍。

各种证据都可证明,不僅中原铜料取自长江流域,青铜技术源自长江流域。出现在长江流域的炼铜渣痕迹,至少比中原早500-700年左右;除了铜之外,南方早已开始提炼黄金等其它贵金属,铸铜技术也较成熟、丰富,尤其是江西的浑铸技巧很高。吴城文明是铜芯撑技术的发明地,其在中原地区只见于西周,是黄河居民习自长江流域的结果。此外,南方文明使用青铜农具的时间也比中原早几百年 。这说明原料足够,故其用途不必仅限于兵器和礼器,且农作技术对南方而言,比北方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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