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广波：胡适与夏鼐

在20世纪中国学术谱系上，胡适（1891-1962）与夏鼐（1910-1985）属于两代人。1910年夏鼐出生那一年，胡适通过了庚款考试赴美留学。1917年胡适因领导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时，夏鼐尚在家塾就读。胡适出生于安徽绩溪的一个小官吏之家，而夏鼐出生在浙江温州一个富商之家。胡、夏两家并无渊源。

一、一个莘莘学子眼中的胡适

1927年夏，夏鼐考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部。其时胡适刚从欧美返国，定居上海，8月任光华大学教授。次年4月30日，胡适就任中国公学校长，但仍在光华兼课。高中时候的夏鼐课业极为优异，有充分闲暇看课外书，还时常到大学部偷听大学课程，其中就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①这当是夏鼐最早的亲炙胡适之教。

高中时代，夏鼐对胡适的书是本本必读的。这与他的一位终生好友——历史学家王栻②有很大关系。王是胡适的崇拜者，只要胡适的书（包括《新月》杂志以及新月书店出版的其它书刊）一出版，王栻都会立即购买。夏鼐近水楼台，得在第一时间从王处借阅。③

1930年夏，夏鼐高中毕业，行毕业礼时，曾聆听胡适致辞。9月，夏鼐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次年转入清华历史系。而此时胡适也因争人权、自由和宪政惹恼了一党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在上海不能立足，被迫于1930年11月回北平重返北大。这样，夏、胡二人便一前一后离开上海，又一前一后来到了北平。

北平求学时，夏鼐能经常听到胡适的演讲。1931年5月13日《夏鼐日记》有记：“下午听胡适之讲演《禅宗是什么》。”1932年10月13日又记：“听胡适之讲演。”这两次讲演都不见于胡适的《日记》，可为胡适补充传记材料。此外，他在1932年3月24日听章太炎讲演后，记下了胡适讲演的盛状：

听章太炎讲演《今日最切要之学术》……穆楼可容百人的103号坐满了人，不过仍没有去年胡适讲演的号召力。去年胡适来讲，可容百余人的103号讲堂竟嫌太小，后来改到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大礼堂，依旧是挤满一堂，连外国教授也来听讲，可见章氏的时代是已过去了。

尽管胡适演讲盛况空前，但随着视野的扩展、知识的加增，胡适的思想似乎已经不能满足夏鼐了。1934年6月22日，夏鼐记下了他行大学毕业礼时听胡适演讲的感受：

4年前在光华时曾听过他在毕业礼中的致辞。这次也不外那套陈话。说“自己有三张药方，好比观音赐予孙行者的三根毫毛，可以给你们将来救急用：(1)多找出几个问题，以作研究；(2)多弄点业余的玩意儿，在职业外发展自己的天才；(3)要有自信心，自强不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实则根据自己这几天的经验，毕业即同失业，什么也谈不到。胡适所说的，依旧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而已。

本来，胡适对这次演讲非常重视，讲完后又将讲稿整理成“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先后在《大公报》、《国闻周报》发表，后来又收入《胡适论学近著》。就是这样一次倍受胡适重视的演讲，在夏鼐眼里却被视为“风凉话”！

北平求学时，夏鼐对作为知识界领袖的胡适极为关注。1934年1月17日《日记》记道：“阅《东方杂志》新年号，其中‘时人传’（汪精卫，蔡孑民，胡适之，王云五）最引起我的兴趣。”1936年9月29日，已在伦敦留学的夏鼐，当得知胡适最近的对日态度时，写下了如下《日记》：

……（吴半农讲述泛太平洋会议情形）日代表芳泽谓希望中国政府对于内外要事，皆以欣然态度，咨询日本而后决定；又希望中国另有一政府，对于日本抱友谊之态度。中国首席代表胡适之氏即起而驳之，谓中国政府已极亲善之能事，超过独立国所能忍受之程度，日本之举动，将使中国人民更为反日而已。氏自“九一八”以后，仍主张和平对日妥协，但自日本压迫中国政府禁止人民反日之日起，即开始决心积极反日，日本如野心不止，中国决行抵抗云云。

这段《日记》告诉我们：在夏鼐眼中，“九一八”以后胡适的对日态度就是“妥协”；此点，夏对胡并不认同。确实，九一八之后，胡适一贯主和，不主张对日作战，此点已不被大多数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接受。胡适对此很清楚，他曾对周作人坦白承认：“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④一方面是抓不住大多数的青年，一方面又想努力影响青年，这就是当时胡适与青年的真实状态。关于前者，夏鼐1932年10月14日《日记》可与之互证：

晚餐后与王栻散步，谈到胡适之是时代的落伍者了，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将一位前锋移到后卫去，恐怕他读到自己所作《回国杂感》中关于康有为一段，未免有“夫子自道”之感了。

拿胡适在私函里的这段话与夏鼐写给自己看的这段《日记》对看，最能反映胡适在当时思想界特别是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当时，胡适最希望于青年的是：好好读书，“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练好本领以报国、救国，他是根本反对呼口号、贴标语、罢课请愿的。很有意思的是，嗜学成癖的夏鼐似乎在这点上与胡适是相通的。国难当前，他认为“书生已成废物，所谓‘文不像录誊生，武不像救火兵’，还是干自己的事情去好。”这里所谓“干自己的事情”，就是求学。他感于国难日深，一度想作《上海制造局的编译西书始末记》，原因是：编译西书“是中国当时‘富国强兵’思想的具体表现，此种思想直到民国时还不衰，成仿吾学兵科，鲁迅、郭沫若学医科，胡适学农科，都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⑤ 要之，他也是希望用学术来报国的。

在大学时代，胡适的著作对夏鼐来说，依然是必读书目。据《日记》，可知这一时段夏读过的胡著有《胡适文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at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等等。此外，在夏鼐先生的藏书中，笔者发现了3种胡适的书：《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2版）、《白话文学史》卷上（新月书店1928年6月出版）、《胡适论学近著》下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在这些书上颇不乏夏鼐的批注，仔细研究这些批注，可有助于进一步通晓夏氏之成学历程。

对时贤的著作，夏鼐向来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的：一方面能指出这些新著的优胜之处，同时对其不足亦能点到要害。比如他评乃师蒋廷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评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评武堉干的《鸦片战争史》等等，都是如此。这一方面需要读书广博，另一方面更需要有特出的识见。对胡适的著作，也是如此。1933年7月17日，他在比对了冯友兰、胡适的同名著作后，写下了这样的评论：

（冯著）对于考据方面，虽不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然关于叙述各家之哲学系统，却远胜胡氏，在现下此类著作中尚罕其匹。惟对于哲学与当时环境之关系，除概论当时社会制度之变迁外，尚未能作更进一层之分析。陶希圣、李季、叶青诸氏之作品，或可以补充此缺陷。

夏鼐不独细细研读胡适本人的著作，对批评胡适的著作也很关注，比如李季的书，《二十世纪》的批胡文章。1931年5月13日、1月25日《日记》都有阅读《二十世纪》批胡文章的记载和短评。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年3月9-10日所记：

（《二十世纪》第6期）这篇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文章，由积极的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攻击胡氏。实际上反是正面提出的理论更重要，其优点在于能够用经济的背景来解释先秦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又能指出哲学思想本身之辩证的发展。不过他所说的哲学发展之一环、次环、又一环，虽整齐可观，然总觉得有如《易经?说卦》以各卦相生，皆有因果关系，头头是道，虽好看煞人，总使人起一疑问:事实上真是如此的整齐有序吗?抑是经过了作者的脑筋，加以改编而成呢?我现在只有这种疑问，还没有能力来解决这疑问。

此外，胡适的学问，也是学友之间讨论的话题，1932年12月7日记王栻谈话：

……（王栻）言及在今日中国史学界情况下，敢于作通史者，仅有二派：一派为守旧之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辈，以中国旧有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以整理旧史；一为新起之左派，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大刀阔斧地构成中国社会进化史。至于中央派之胡适、顾颉刚等，利用西洋19世纪之史学方法，欲用考据入手，逐渐整理，尚未敢着手贯通五千年之通史也。就将来结果而言，或以此派为最有希望，但以目前之未经清理之史料，殊未足以筑通史。

通过以上记述不难看出，夏鼐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看胡适的。在夏鼐的眼里，被誉作“当今孔子”的胡适，仍然是人，而不是神。

　二、胡、夏之交

尽管夏鼐经常领略胡适演讲的风采⑥，对胡适的思想与学术也认识深透，但作为青衿学子的夏鼐一直无缘与学界领袖胡适结交。直到1946年11月22日经傅斯年介绍，胡、夏才算真正结识，并有了交往。那也是一个偶然：

午饭时遇及傅所长，嘱饭后来谈。饭后往谒，适傅所长正与胡适之先生谈话。傅先生为余介绍后，即拉余至其室中，商谈考古组问题……

胡适这次来南京，是为了参加国民大会。他在任北大校长的这2年多时间里，凡到南京，一般会住在史语所。而此时的夏鼐因工作出色，充分显示了其超长才干而倍得傅斯年的器重，1947至1948年傅赴美期间还曾一度代理史语所所务。这些，都为胡适与夏鼐交往、深谈创造了机会。这一次，夏鼐等就陪胡适游览了紫金山，在欢迎宴会上听胡适讲了“怕老婆的故事”。但最有学术价值的，要算12月20日二人的夜谈：

晚餐后去胡适之先生处闲谈，并请其写字。胡先生询及西北考察情形，余取出照相、绘图及拓本，胡先生对之颇加赞赏。又谈北大考古学系拟设一博物馆，古物方面由裴文中及向觉明君负责。谈及中国考古学前途希望很大，谓夏朝一代自为实在史实，而非虚构，然考古学方面竟未发现其遗迹，似应从古地理入手，择定几处有为夏代城邑之可能者，加以发掘，或可对此问题加以解决。又推《水经注》一书价值，谓对于考古之帮助很大，以其去古未远，对于故城之记载较为可靠，如能按图就地考查，或可获得大发现。约谈话一小时许，始辞去。

1984年，夏鼐读到台北联经公司刚刚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后，曾就1946-1948年这部分的内容对照《日记》做了详细的补注。他还猜想，胡适的《日记》里一定有关于他本人的记载。⑦事实是，在《胡适日记》里，仅有一处提到夏鼐。相反，是《夏鼐日记》为胡适补充了很多有价值的传记材料，诸如胡适这里所说希望通过考古证实夏代历史，《水经注》与考古的关系等，都是研治“胡学”的人闻所未闻的。由此，亦可显《夏鼐日记》的史料价值。

《夏鼐日记》一共记述7次胡适住在史语所的情形。第一次如前所述。

第二次是1947年3月中旬。《夏鼐日记》只在3月13日有简短记述：与高晓梅、王则诚等“往谒胡适之先生，今日新自沪来京，出席中博院理事会也。”事实上，胡适此次来宁，不独参加中央博物院理事会外，还出席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年会、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谈话会，还会见了蒋介石等军政要人。

第三次是1947年8月28日至9月4日。关于这次南行，胡适只在28日的《日记》有“早晨到南京”五个字，至于为什么到南京等，《日记》、年谱等均不载。《夏鼐日记》可稍稍补缺。他8月28日记道：“胡适之先生今日由沪来京，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中国委员会，下车后即来史语所。谈及沈兼士先生逝世情形……”8月29日又记他与芮逸夫、石璋如往谒胡适，胡氏大谈最近从傅沅叔处新得之《全校水经注》较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者颇有异同。9月3日记梅贻琦、蒋慰堂来史语所拜访胡适。9月4日记他晚间送胡适离南京。

第四次是1947年10月中、下旬来南京参加中研院评议会。胡适这次在南京，有简短日记。但《夏鼐日记》所记者，均不见于胡适的《日记》。如10月13日，记胡适谈到赵元任曾经为《豆栅闲话》中的一则西调谱曲，谈到北京大学共产党的活动，谈到他是如何走上研治《水经注》之路的，均是重要的学术史料和政治史料：

胡适之先生由北平来京出席中研院评议会，即下榻所中，晨间往见……胡先生谓清人笔记小说《豆栅闲话》中有西调一则(即陕西调)，乃明末流寇所歌唱(按此书十二卷，国学图书馆有清初刊本)。“老天爷，您老了，耳又聋，眼又花，不见也不闻，杀人放火的坐享荣华，念经吃素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垮了吧!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垮了吧!”末尾重复，尤见力量。胡先生找出后，曾由赵元任先生作谱，但不敢发表，否则当较现在流行之“你这坏东西”一类歌曲，更为风行。明末之流寇亦有其思想为背景。

更论及北大学生被捕事，前天包围校长住宅2小时，阻止其南下。校中壁报谓奸人兔计，令胡校长南下后，更大规模逮捕学生，实则决无此事。此次未能保释之学生二人，其共产入党证，一为100余号，一为300余号，皆为加入有年，在党中占重要地位，陈布雷之女儿及女婿亦以党事在平被捕。闻军队中少将、中将皆有加入共党为秘密工作者。接着又谈《水经注》，谓最初系由王重民作北平图书馆藏赵一清家藏本（后归别下斋）水经注校抄本跋寄与胡先生，王氏引及静安先生《水经注释跋》(《观堂别集补遗》)，“为东潜作此书序”翻刻本误作“为东潜作此序时”，胡氏指出其误，因而对《水经注》一问题发生兴趣。原拟以六个月做毕工作，结果至今四年，尚未做完，云云。

10月14日，记胡适和陈垣在史语所讲演，胡适《日记》也有记，但远不及夏鼐所记详细。此外，还记胡适会后谈到“公教待遇之低”等情。10月15日，记中研院评议会第二届第四次会议开会时，胡适赞同王云五提出的“高等教育独立，少派留学生”的主张，并主张修改博士学位选举法，大学办理研究所五年以上有成绩者得授予学位，不必依旧法由政府赠予。10月16日，夏鼐以“史语所代理所长”的身份列席会议。10月17日《夏鼐日记》详记胡适等力主通过郭沫若的院士资格提名，极为重要：

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c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

这段《日记》告诉我们，是否让郭沫若获得提名的话题，是胡适先挑起来的，而且他的态度很明确：“应以学术立场为主。”据当时情境推测，若无胡适首先发难，其“同党”又顺势呐喊造势，郭氏是否通过提名，甚成问题。

稍后，10月18日、20日《夏鼐日记》都有晚间到胡适处闲谈的记录，其中20日还记道：“胡先生主张整理古书，作标准定本。”10月19日这天，胡、夏二人的《日记》均未有彼此见面的记录，但笔者在夏鼐先生收藏的胡适著《白话文学史》（卷上）里发现了夏鼐手抄的胡适当日在张默君诗册上的题辞：

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务本女学看运动会。台上有个女学生捍大笔写“我武维扬”四个大字。那个女学生就是后来在首都典试锁闱衡文赋诗的 默君女士。当日在几十小学生队里拍手赞叹的我，今天在 默君这本诗册上题字时也是白发满头了。很想做首小诗写这段故事。不幸写不出来，只好写几句白话。恐怕典试委员还要认作交白卷，罚入四等罢！

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十九夜

胡适

这段题辞，是被粘贴在《白话文学史》的最后一页上，先用铅笔抄，然后用毛笔在原底上重抄描。《题辞》中的默君，是清季民国时期的名媛张默君无疑——《题辞》中求学务本学堂、任考试院典试委员的经历，都是女诗人张默君的经历。张女士著有《白华草堂诗集》、《默君诗草》等，不知胡适题辞的是哪一种。想必是夏鼐前往胡适处闲谈时看见了这份题辞，就顺手抄了下来。这是一份从未被发现的胡适文献，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第五次是是1947年12月12至17日，胡适此次南来主要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17日晚间，胡适对夏鼐等谈到自传之难写，“以顾忌过多也，日记易偏重小事，反易漏去长期努力之要事。”又谈到美国大使一段时期中，“颇可写一回忆录，但其中有些事实，尚不能公开，当时未记日记，但周鲠生先生即住大使馆，每日晤谈，周先生逐日记下，可供参考，重要文件亦皆保存，有工夫可写一回忆录。又谓自传之书，童年一段，最易写得出色，由此中可以看出幼年环境及教育；但中年以后，即不易写，以顾忌过多，接触之人物，多仍生存，且多仍为每日见面者，不便毫无忌惮写下。批评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一书，前20多页颇佳，其后半则见解多误。”又谈及拟延聘西洋史教授，欲接沈刚伯、全汉昇来北大，皆未成功。又自谓少年时，“规定每星期读毕一史，除《宋史》、《明史》过多外，其余居然能办到，然《十三经注疏》及《说文解字》之类，则均系留美时课余补读完，惟当时国文根抵已打好，颇占便宜，今日年轻人多有未打好国文根抵者。又谓现下有已二十余岁而未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者，常劝之练习写文章……”

第六次1948年3月25日到5月6日。胡适此次来宁，先是参加了中研院的评议会，选举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院士，接着又参加国民大会。这次在南京，令胡适最纠结的是蒋介石要他出来“竞选总统”。《夏鼐日记》虽对此事有零星记录，但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4月2日的夜谈。在这次谈话里，胡适谈了他未来的研究计划，谈了史学研究的方向，谈到弟子中只有罗尔纲才得他的真传等等：

晚间胡适之先生早归，坐着无聊，叫老裴来喊余谈天，余正在读《殷历谱》，抛书去晋褐……胡先生自云：拟于最近半年内将《水经注》作一结束，此本为思想史中之一小注，竟费了四年多功夫，实为意料之外；此后拟续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即卷上亦拟重写，可将殷墟材料加入，此约需一两年的功夫；然后再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卷也许改成为“活的文学”史，不一定是白话文学，如此可以收入《书》、《诗》二经，但此书也许不写，让别人写；另外，想写整个中国文化史。史学的工作，一部分是绣花针的校勘考据，一部分是大刀阔斧的通史。虽然现今的史学成绩尚不够作一成熟的中国通史，但是可以有一种看法仍可成立。虽然有许多史料尚须审查，但是至少知道某一些史料一定不能放进去。关于史料的辨伪及选择，自信可以胜利。胡先生说到这里，又摇头说，可是我老了，还有这三大部书要写，颇有“日暮途远”之感。又说到他教了三十年来的书，没有教出一个可以传衣钵的徒弟出来，实在大部分上课听讲的学生，不能算是徒弟，真正可算徒弟的，只有罗尔纲君。当私人秘书，住在家中，因为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多在晚间，可以真正领教的只有住在他家中才可以做得到。王重民君在美国时，受影响亦不少，时常连着几天不断通信，连邮差都笑着说Love Letter〔情书〕。早期的北大学生，如傅、顾之流，当时即比老师读过古书为多，自然思想方面受影响，但是不能算是学生。当时以留学生回到北大，看到学生的程度已是如此，逼得自己努力用功。至于思想史方面的传人，似无其人，勉强或可算容肇祖君。文学史方面孙楷第君亦仅受影响，不能算是徒弟。胡先生说他自己成了社会中人物(Popular figure)，不能脱离一切，从事研究，最好是像陈独秀先生一般，被关禁几年，如又可得阅书之自由，或可专心著作。否则像副总统这样职任，消闲无事，亦属不错，且地位较高，有些小事像写字之类(指着书架上一大堆人家敬求墨宝的纸)，人家也不好意思来麻烦了。但是万一总统出缺，这又更加麻烦了。最好能有一职位，每天以二三小时挣钱吃饭，其余时间可专心研究工作，北大校长仍嫌过忙，希望傅孟真先生或蒋梦麟先生能够来代理一两年，自己可以脱离行政事务，专心研究工作。又谈到傅孟真先生及赵元任先生，以为皆是天分极高之人，很希望赵先生能早点回来，教出几个徒弟，否则要成绝学了；很可惜赵先生这几年浪费心力，尤为是替赵太太写自传及中国烹饪术之书，白费精神。胡先生越说越有精神，我劝他少耗心力于无用之事，多写些书来为后学楷模。11时始告辞而出。

胡适的这段谈话，是在百无聊赖、急盼有一位倾吐对象“不吐不快”的情境下说出的。关于未来的研究计划：《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下、《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三部大书，都是“史”，说明胡适一生治学的主要地盘，还是“史学”。其中，《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下，是胡适很早以前就立宏愿要偿还的旧债，但直到逝世，也未偿清。这一方面是因为胡适是“社会中人物”，即今日所说之“公众人物”，要应付人，应付事，不能心无旁骛静坐书斋。此外，胡适晚年，精力大退，恐怕也是主要原因。细读胡适《日记》和书信的人都知道，胡适的最后10几年里，记忆力大大减退，总让人产生才情殆尽的感觉。关于《白话文学史》，胡适明确说：主旨定位于“活的文学”，不一定是白话文学，可以收入《书》、《诗》二经，这也是超越《白话文学史》（卷上）之所在。

胡适关于学术传承的谈话，也非常有趣而令人耳目一新。作为开风气的大师，胡适对新学术的大贡献之一，就是影响或者说塑造了一批不同学术领域的领袖人物。除胡适在这里提到的顾颉刚、傅斯年、罗尔纲、容肇祖、孙楷第以外，还有明史权威吴晗、宋史权威邓广铭、现在仍健在的“红学”大师周汝昌等等。胡适在这里说只有罗尔纲才得其真传，甚可商榷。像傅斯年、顾颉刚、吴晗、邓广铭等诸人，虽不像罗氏那样朝夕问教，但因他们天分高，才情远，功柢深厚，往往经大师稍一点拨（或是几次通信，或是几次讲演，或者几次谈话），即发生质的飞跃。这些功劳，是应记在胡适名下的。

第七次是1948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胡适此来，主要是参加院士会议。9月17日他与夏鼐闲谈时说，他在考证《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而前书不在中央图书馆即在浙江大学。⑧次日，夏鼐专程去中央图书馆查检，果在彼处，即为胡借来。这件事令胡、夏二人都非常兴奋，因此各自《日记》里都有记载。夏鼐记道：“下午至中央图书馆，遇及屈万里君，知《直隶河渠志》⑨确在其处，大喜，即借来，转交与胡先生。”胡适记道：“又借得中央图书馆《直隶河渠书》稿本廿五册。（夏作铭借来）”这也是《胡适日记》中惟一一次提到夏鼐。10月3日在去武汉的船上，胡适据此稿本写成《中央图书馆所藏直隶河渠书稿本详目》一文。11月12日又写定《记中央图书馆藏直隶河渠书稿本二十六册》，后将此文略加修改后发表在1953年的《大陆杂志》第7卷第3期。

胡适这次在南京，还有三次夜谈极具史料价值。9月20日夜谈时，胡适谈到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

晚间至胡适之先生处闲谈。胡先生谓佛教传入中国史之初期，海路或较陆路更重要，希望能由考古学方面找出证据来证明。文献方面，白马寺之传说，虽为后起，然下列之五大证据，似不能抹杀：(1)楚王英之事；(2)汉桓帝于宫中祀浮屠老子；(3)襄楷；(4)竿融；(5)《牟子·理惑篇》。又云，海道至交州后，又由水道至苍梧，更北即可至湘，或由番禺越五岭至湘，佛教传播或先至南方云云。

这也是一个“大胆假设”，想必对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能有启发。

9月30日夜谈时，胡适谈到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即能做诗填词，欲拟杜即拟杜，欲仿宋即仿宋，文章亦能写得通顺”，但学字最差劲，临帖摹碑，皆不成功，惟作文稿时一笔不苟且，经此训练后，乃敢为人写屏幅对联。又谈到《胡适文存》三集，皆汪原放代为搜集已发表稿子，排定篇目，经本人阅过后，去取选择，并修改其次序，然后付印。《文存》能得印出，实出版人之努力，故虽不获分文版税，亦无怨言。这令在场的萨本栋艳羡不止。

10月13日，谈《水经注》研究即将收束：

晚间至胡适之先生处，胡先生今晚夜车赴沪返平，谓研究《水经注》再过一个月即为五年，现在大致完竣，惟如何写作，尚未决定。写法有三种：(一)400年来《水经注》研究的历史；(二)新发现之《水经注》版本及戴、赵、全公案之裁判；(三)60余种《水经注》版本之提要及体系。明年蔡先生纪念讲演，拟采用其一，询余意思如何？余以为通俗讲演最好用第一题目，不致令人生倦，胡先生亦以为然。

事实上，胡适的《水经注》考证，并未如他打算的那样在近期收束，又写了不少文字。但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写出综合的报告，实在遗憾。

通过以上梳理可看出，胡、夏二人，交谊日深。他们的关系也不止于胡适讲谈、夏鼐恭听这种层面。从现有的文献看，夏鼐曾将其《汉武征和年号考》寄给胡适请其推荐在《申报·文史》发表，⑩后来该文果发表于1948年2月21日《申报》的《文史》副刊第11期，或许就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对夏鼐，必是相当赏识，夏备受胡适的学生兼挚友傅斯年器重，傅必在胡面前揄扬。1947年10月14日，胡适史语所讲演后在当日《日记》记道：“史语所很有人才。”而夏鼐恰是青年才俊中的翘楚，此点，最能识人的胡适不会看不到。夏鼐对胡适，亦格外恭敬与尊重，特别是他对胡适在这一时段大力提倡的学术独立的计划，对胡适的力挺郭沫若，是从心底认同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与忘年友情，若无变故，必定会朝着更深广的方面发展。但是，随着山河变色，其交往也不得不随之划上句号。

三、批判胡适运动中的夏鼐

1948年12月9日，夏鼐在多次拒绝傅斯年请其押运古物赴台的要求后，离南京返温州故家——他对现政权已没有丝毫信心。与夏鼐相反，胡适坚决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他受蒋的委派，于次年4月6日搭船赴美，开始了一生中最支持蒋介石的时期。从此，胡适与夏鼐就成了两个世界的人。111949年以后，在大陆已变成批判对象的胡适，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缺席批判。1954年10月，毛泽东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又亲自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这次运动由中宣部按照毛的指示，领导中国科学院、文化部、高教部等科研、教育机构来具体实施。正是这场运动，使夏鼐与胡适又有了一点瓜葛。

作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夏鼐无论如何是不能脱离运动的。而且，照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生态，他还必须要“积极参加”。《夏鼐日记》为我们留下了当时参加运动的一些材料：

1954年12月1日：郭院长至陈梦家君处谈石鼓文问题，顺便至我处，谈及批判胡适思想问题，谓“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应改为“小心地假设，大胆地反证”，使不致落入唯心论的陷阱。

12月25日：……赴干部学校听潘梓年同志作胡适思想批判报告。

1955年1月7日：下午赴院参加“批判胡适实用主义”讨论会，艾思奇报告，发言者有贺麟、胡绳、王子野等同志。

1月19日：上午阅侯外庐所写《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

1月20日：……院中开胡适批判会，请黄仲良先生出席。……阅冯友兰批判胡适哲学史对孔、老的评价问题。

3月5日：下午赴院参加史学界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

3月26日：下午参加批判胡适思想史学部分讨论会，由翦伯赞同志主持，发言者颇踊跃。

4月2日：下午赴北京饭店，听艾思奇同志报告“批判胡适思想”。

4月15日：阅批判胡适思想的论文（侯外庐、胡华等）。

5月1日：为《历史研究》校阅吕振羽同志《批判胡适派的历史观》一文……

5月3日：下午参加社会学部招待苏联专家阿斯塔莉叶夫座谈会，由潘梓年报告批判胡适思想运动。

应该承认，这些记载对梳理那场批判运动的来龙去脉，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肯定有参考价值。

当时，夏鼐不但要参加批判会，还要写批判文章。据《夏鼐日记》可知，他于1955年3月6日至9日完成了批判文章：《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12

这篇文章开首就说：“胡适自己对于考古学是外行的。”这是实事求是的评论。既然外行，又如何影响考古学呢？作者认为，“胡适过去三十年在中国历史学上是起着统治作用的，……作为历史科学组成部分的考古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的恶劣影响。”特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右派，以考古在内的几个史学刊物为阵地，“因此胡适派思想在中国考古学上的总方向、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等各方面的影响，都是深刻的。”作者在文中所举的例子，也采自史语所发表的考古论文和报告。这表明，文章批判的是考古领域中的胡适派思想，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胡适本人。

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批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胡适提倡的整理材料的方法，并举出“殷墟文化曾是由洪水冲击而来”等例子。作为造诣高深的考古学家，作者在这两部分中所举的例子都是击中要害，无懈可击的。但是，这些事例和胡适的思想相联系，似乎有点牵强。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初期，缺乏经验所致。

第二部分，作者批判了考古领域中片段搜集材料、孤立看问题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是中了胡适的毒：“胡适以为历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个别事实。”此外，作者从胡适做研究靠别人提供材料（顾颉刚供给其《红楼梦》的材料，罗尔纲供给其《醒世姻缘传》的材料）入手，强调考古工作者要亲自动手找材料。应该承认，作者之立论，至今亦未过时。不过，所举胡适的例子却不合事实。即拿其研究《红楼梦》来说，他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把从不被重视的材料，都变成有用的材料，活的材料，这就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曹雪芹的家世材料，都放在那里，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他让顾颉刚帮助搜集材料，但这些材料在顾颉刚手里仍是一堆死材料，经胡适研究后，就能理出脉络来，得出有关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系统判断。所以，作者所举例子不恰切。

第三部分，作者指出，用胡适派的方法整理材料，不能得出正确结论。批判了“胡适的庸俗进化论”。

第四部分，批胡适派统治下的考古学学风：学术脱离政治；支离破碎的钻牛角尖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作风；“为考古而考古”；垄断材料，囤积居奇；宗派林立、学阀霸道。从现在来看，学术是应该远离政治的，而且越远越好。“为考古而考古”的提法，也无可指摘。在史语所，确实有大量的材料没有得到及时整理，但并没有“垄断材料，囤积居奇”；只举傅斯年、董作宾将材料提供给郭沫若一例即可说明问题。

第五部分表态：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

仔细研究这篇文章，发现作者对考古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所作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但与胡适联系起来，又极为牵强。这是运动的产物，没有运动，肯定不会产生这样的文章。

远在美国的胡适对这些批判文章非常关注，就是对这篇文章，胡适也用红笔做了很多勾画。胡适勾画的，主要是胡适认为能给他提供学术信息的部分，而不是对他大不敬的话语。确实，胡适从不责怪、怨恨批判他的人，他自己的说法是：这些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管对批判者，还是对胡适本人的态度，我们都还缺乏一种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我们肯定应该采取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结合历史的情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单单从字面上的表述，就得出“某某人忘恩负义”，靠批胡适换取进身之阶之类的结论，那肯定是肤浅的。

四、夏鼐晚年记胡适

经过1954-1955年的批判运动后，胡适在大陆上已被彻底批倒批臭。不过，这之后，胡适的名字仍偶尔出现在《夏鼐日记》里。比如，胡逝世后，夏在1962年2月27日记道：“……阅《参考消息》，知胡适已于24日在台湾逝世。”1964年8月4日在游呼和浩特的抗日烈士公园时，又记道：“……乃出来散步，海拉尔路西口路南有抗日烈士公园，乃1933年华北军第59师傅作义部下在怀来一带抗日阵亡将士203人之墓，有一纪念碑，胡适撰文，钱玄同书。此公园现已开辟为农田，仅有二三墓碣，尚矗立田间而已。”

“文革”以后，胡适的名字又较多的出现在《夏鼐日记》中。1982年元旦，夏鼐阅读了《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胡适与中研院关系的文章。后来又读了传记文学社出版的唐德刚《胡适杂忆》，大陆上出的《胡适往来书信选》等书。他在读这些书时常有画龙点睛的评论，比如他评《胡适杂忆》：“乃胡适评传性质，作者虽以受历史训练者自居，但所论殊未必皆中肯，文章尚流畅活泼。”13读到《胡适往来书信选》之1945-1948年部分，又不由自主想起乃师陈寅恪的诗：“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14最有趣的是他读《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套10巨册、300多万字的大书，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读完了。读的时候，还就有关部分与其日记对勘，写“补注”。从“补注”的文字看，他一定是怀着兴奋和感慨的心情读这套书的。

此外，无意中的小事，也常常能使他想起胡适。比如，他偕家人游长城时，就想起胡适说的：“我在北京九年，没有游过长城，我常常笑我自己。”15这些，都无关宏旨，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他在新时期强调要充分注意人文科学自身的特点和客观发展规律，反对学术机关行政化、企业化，反对过分强调为政治服务。他还深切赞同严济慈先生的主张：渴望有蔡元培那样的人来主持学术和教育机构16。这恰是与胡适有相通之处的。

①夏鼐：《自订年谱》，据《夏鼐日记》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8页。

②王栻（1912-1983），原名王载栻，字抱冲。浙江平阳人。先后执教温州师范学校、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等校。1952年后任南京大学教授。以研究维新运动史和严复著称。校订、编著有《严复集》等。

③夏鼐：《上海的三年（1927-1930年夏）》，据《夏鼐日记》卷一，13页。

④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81页。

⑤《夏鼐日记》1933年1月15日。

⑥ 1938年8月21日，夏鼐在伦敦的中华协会听胡适讲演“抗战一周年的感想”，这是1935年他负笈英伦以来第一次见到胡适。他为中国抗战捐款2先令，而据胡适当天日记，他共募得捐款52磅。

⑦ 《夏鼐日记》1984年10月6日：阅《胡适年谱长编》第5册，1947年前后，胡适来南京，都住在史语所，我第一次与之有所接触，他的日记中可能会有提到我的地方。这时期我在南京，一度代理史语所所长。读《年谱》，颇有陈寅烙的诗所谓“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正沧桑”之感。

⑧按，胡适于1948年8月12日写成《试判断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案子》。张政烺教授告诉他：《直隶河渠书》归吴兴刘氏嘉业堂，“今日当在中央图书馆或浙江大学。据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册（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⑨ 按，夏鼐先生在9月17日和本日《日记》中，都将《直隶河渠书》记做《直隶河渠志》。

⑩ 1948年1月21日夏鼐复胡适函（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

11 1951年8月13日，夏鼐记述了郑振铎当日讲述胡适离开大陆前情形：……胡离沪时，郑曾与之同桌共宴，胡之精神正懊丧，但主张其自由主义，郑劝之不必赴美，不但不听，反转劝郑不要投奔解放区。胡离北京时，仅带书二部，一为脂砚斋《红楼梦》，一为所借铜琴铁剑楼藏本《水经注》；其所著《水经注考证》，写成十余万言，将稿本交与顾廷龙保管，在上面书“错了”二字，盖发现天津图书馆之全祖望五校《水经注》启，知戴氏实有窃全之事，从前为同乡打不平，此时始知“错了”。

12本文所引该文的内容，均据《胡适思想批判》第6册（三联书店，1955年）。

13 《夏鼐日记》1982年3月1日。

14 《夏鼐日记》1982年3月6日。

15 《夏鼐日记》1984年7月28日。

16《夏鼐日记》 1982年1月26日。

来源：台北《传记文学》第100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