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说出盗李世民陵前石雕内情，古董商跑到西安行贿省长老爷子

唐昭陵二骏被盗后另外四骏谁盗的？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䯄，被从陵区盗走后，流落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这就有一个疑问了，那剩下的四骏原件，现在怎么也不在昭陵前，而是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

说来话长。

得从当年的国际文物市场说起。

清末民初，继中国的青铜器成了当时抢手货，成为国际藏家和宾大博物馆这样的文博机构购藏热闹后，中国石雕再受到青睐。国际古董商纷纷打起了中国石雕的主意，有的直接来到中国，看上后便让中国人去盗卖给他们。

昭陵六骏作为古代中国石雕作品精品中的精品，自然更为盗宝人觊觎。

最早打昭陵六骏主意的，是法国巴黎古董商人，涉及4个洋商：

马克，法国巴黎古董商，

格鲁尚，法国古董商，

戈兰兹，格鲁尚派往中国的业务员，

阿道夫·沃什，德国古董商。

1918年，时任宾大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的卡尔·毕士博，在馆刊上发表了介绍昭陵六骏的文章，之前，毕士博曾两次到中国，以“探险”为名，行购藏中国文物之实。

文章中有这样的说法：

“1917年秋，当我代表宾大博物馆造访西安府时，听说一位陕西督军意识到石骏的重要性，几年前在离任时，携带保存最好的两骏返回北京。”

其时飒露紫和拳毛䯄二件石雕已被卢芹斋偷运到了美国，在宾大博物馆中国厅免费对外展出。毕士博撰写有关昭陵六骏的文章，就是这一原因。

宾大博物馆馆刊是国际性刊物，远在巴黎的马龙看到文章后，于1921年6月29日致信宾大博物馆，称毕士博的说法“不正确”。

马克信中称：

“1912年，在京的格鲁尚想抢在阿道夫·沃什和马塞尔·宾的进货员达尔美达之前，弄到了这些石骏。他派遣了一位名叫戈兰兹的助手去搞定此事，指示他以最快的速度、最妥的方式将石骏运出当地。1913年5月，石骏被运出昭陵。途中，运输队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拦击，珍贵的石骏被推下山崖。残碎石骏被没收，并于1917年托交西安博物馆，有残马在物馆前的照片作证。它们后被售于卢先生和马塞尔宾，贵馆就是从他们那里购得。我特别适合向贵馆透露此情况，因为我曾希望通过中间人格鲁尚购置石骏，我的大笔先期投资都因石骏被没收而化为乌有。我想你们一定有兴趣了解这段细节，以恢复著名石骏的历史。”

这是宾大博物馆华裔研究员周秀匠，在调查二骏入藏博物馆时发现的资料。

马克所说的事，别说美国人没有听说过，就是中国人也感到意外，最早动起盗走昭陵六骏主意的，竟然是法国人。

马克投资失败，血本无归，心情应很糟糕的，这才揭开了盗宝内幕，他颇不甘心。

而从马克的说法来看，德国人也想得到昭陵六骏。

马克还交代了盗运昭陵的细节途中，在将昭陵石刻往走时，当地人发现了，被拦了下来，石雕被推下山崖，导致残碎。陕西官方知道后，将石雕没收了。

但马克的说法未必全是真实的，似乎也没有说清楚。

从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四骏来看，有的是被人为锯开的，断开的地方非常齐整，断开的位置也是刻意的——为了石雕启运方便，而非意外残碎。

昭陵六骏经过1300多年的风雨，被盗时已损毁严重，当时放在西庑中的白蹄乌石雕已倒了，其他五马亦多断裂。当年知情人宋联奎在其《苏盦杂志》称，“石骏旧多断泐，经此往返输运，益形破碎。”

事实上，昭陵六骏并不是一次性盗运的。

马克称，“1913年5月，石骏被运出昭陵”，那只能是飒露紫和拳毛䯄。

如此，《苏盦杂志》中“张云山取其二，移置长安旧督署”一说，便是不对的。张云山手里的飒露紫和拳毛䯄，并不是他有意盗之，而是被农民拦下来，“没收”所得。

到底谁的说法正确？现在真的搞不清了。

在二骏被盗走后，盗宝人并没有放过余下四骏，民国七年（1918年）四骏在昭陵前消失了！

对于四骏被盗的起因，有不同版本，但都牵涉到了一个关键人物——陈树蕃的父亲。

陈树藩与张云山、陆建章一样，也是民国初年陕西军政两界的重要人物。

陈树藩是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得力干将。在袁世凯死后，陈树藩受到段祺瑞的重用，被委任为将军府汉武将军，旋即被任命为陕西督军、陕西护国军总司令。民国六年（1917年）7月，祺瑞平定张勋复辟重新组阁，陈树藩兼任陕西省省长——集陕西军政大权于一身，陈家在陕西权势之大能吓死人！

如果想盗走昭陵石雕，没有陈家的关照，恐怕连一块石头都拿不走。

民国七年（1918年）秋夏之交，宾大博物馆来探险员毕士博通过关系，来到陕西，与陈树藩联系上了。

这是《陕西五千年》一书中的说法。当时毕士博安排的盗宝人，勾结陈树藩的父亲，在丝绸商陈配岳的协助下，找人盗走了什伐赤、青骓、白蹄乌、特勤骠。

为了方便运输，将四骏打成碎块装箱，运至渭河边的草滩镇时，被人发现拦下，一面派人原地看着不让走，一面派人到西安上报省处议会。

这时陈树藩的对手、驻渭河北的靖国军听说后，正好就此大做文章，抹黑和攻击陈树藩，声称他“出卖国宝”、“出卖祖先文物”。

实际上，陈树藩并不知道这事，是他老爷子搞。陈不敢对老爷子咋的，只好将气出在其父的身边人身上，将马弁痛打一顿，令人将截获的四骏运到西安图书馆，妥善保存。

对盗余下四骏一事，宋联奎《苏盦杂志》一书中也提到了。“石骏再志”条称，“广余既志昭陵石骏于前矣。乃未几复为某洋商所觊觎，竟举陵北所余四石辇之而去。”

这里的洋商，当指美国人毕士博。

另一版本是，策划盗走余下四骏的，是北京琉璃厂古董商赵福龄（有的书中称这“黄鹤舫”），他利用袁克文和陆建章的关系，将飒露紫和拳毛䯄弄到北京后，又打起了四骏的主意。

此时陕西已不再是陆建章主政政，而是陈树藩的天下。赵福龄为人精明，深谙人际之道，结交不上陈树藩，便“走后门”，在陈父身上做文章。

有钱能使鬼推磨，陈树藩老爷子受贿后，赵福龄安排人盗走四骏。但想不到，运输过程中还是让礼泉人发觉后，船到潼关时，礼泉人赶到将船截住。

赵福龄背后的买家，仍是卢芹斋。

就这样，昭陵六骏全部离开了昭陵，如今游人在九嵕山看到的昭陵六骏皆为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