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

春秋时代的交通相当发达。这种情形由列国之间会盟的频繁和战争的不时发生就可以看到一斑。当时列国之间的交涉最注重会盟。既为会盟，当然参加的不只是一两个国家，会盟的地方也一定要经过选择，确定最适当的处所，注意到交通的条件。即以齐桓公来说，桓公霸诸侯，据说曾举行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其所聚会的地方有的在济水以北，也有的在淮水中游[393]，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大。齐桓公本人在会盟之外，还曾经亲自南伐过楚国，他渡过汝水，越过方城。方城为楚北的阨塞，这是说他已经快要到楚地了。他还北伐过山戎，征过令支和孤竹。这些都是燕国邻近的部落，曾经不断骚扰过燕国。他还为了征伐白狄，到过西河，也还曾经越过太行、辟耳诸山，到过流沙、西吴[394]。他所到的地方已经不算是很近。再以当时另一个霸主晋文公的行踪来说，也可得到相同的证明。晋文公享国日短，虽仅举行过数次会盟[395]，不过当他逃亡的时候，却在晋国之外绕了一个大圈子。他初出亡时系由蒲入狄，后由狄至齐，由狄至齐途中，路过卫国的五鹿。离齐之后，适曹，过宋、去郑、至楚，又到了秦国，然后由秦归晋[396]。列国中几个重要的国家，他都是去过的。晋文公以后，晋国的霸业还维持了很久的年月，以晋国为主的会盟还有数十次之多，其会盟的地方几遍于中原各国。当然这只是列国中会盟的一部分。仅这一部分的记载，已经可以看到国际间的往来是怎样的频繁，更可以看到当时的交通已有相当的发达了。

西周末年，郑国东迁到虢郐之间，经过一段开辟草莱的阶段才能够定居下来。到了春秋，因为位置正在中原，成为各国往来必经的地方。齐桓公伐楚的时候，南征之师就由陈郑两国间进兵[397]。由晋文公时候起，晋楚在中原争霸，两国间的冲突以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最为重要[398]。城濮之战由晋伐曹卫两国引起，城濮也是卫国的地方。邲之战和鄢陵之战却是晋楚两国因为争取郑国所引起的。邲和鄢陵也都是郑国的地方。郑国在当时成为晋楚两国冲突的焦点，也就是因为它的地位适当于冲要的缘故。

城濮之战将爆发的时候，楚子入居于申[399]，鄢陵之战时，楚军北上也经过申[400]。是申为楚国经略中原必经的路途。申为今南阳，由申往北，即为方城、叶县。齐桓公伐楚，屈完就对桓公说过：“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401]。”这条道路不仅为必经之地，而且关系又极重要。由郢北上，汉水中游两岸各地皆是平原无阻，一直达到了申。从现在的地图来看，南阳西北为伏牛山脉，南阳东南为桐柏山脉，这两条山脉东西相对，方城附近就形成一条隘道。所以楚国向北发展，通过这条隘道，最为方便，它为了防止诸夏封国的攻击，也是在这里设防。申和方城固为楚国北上最重要的道路，但并非唯一的道路。鄢陵战后，楚师南归曾到过瑕。瑕的地方说者不一，大要以在今湖北随县附近的为是[402]。这时楚师既中途过瑕，自然不是走的申和方城一路。由鄢陵直南，越桐柏山脉就达于随县附近的瑕。桐柏山脉虽不如方城附近容易通行，但它的上面有大隧、直辕、冥阨诸地，为汉水以东通往北方的隘道[403]。以现在地理来说，正是河南信阳以南湖北应山、广水以北的大胜、武胜、平靖三关[404]。楚师南归当由冥阨诸塞。不过这条道路在当时是不如方城一道为便利的。

晋国有事于中原各地，其出兵当是由它们的都城绛越太行山而至当时的南阳。这个南阳为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地方，本为周人故土，周襄王时始以赐晋。在此以前，齐国的兵队曾经越过太行山而西至于汾水流域。太行山绵亘广远，然齐桓公所越过的当在太行山的南端。现在地图上的析城、王屋之间，殆为齐师行经的地方。因为齐桓公不仅越太行山，而且还到过卑耳。卑耳山正在太行山西南黄河以北。这一条道路在以前大概不是经常通行的。所以齐桓公越过的时候还要“束车悬马”，想见当时的艰难了[405]。这条道路的不易通行是有原因的。这里不仅是太行山区，而且为“戎狄”杂居的地方。山地不易行车，这一带的“戎狄”又习于使用步兵，当然是不会好好整理道路的。晋文公平周王室太叔带的乱事，用贿赂的方式获得这里“戎狄”的允许，进而开通道路[406]。这条道路开通后，晋兵才能直下太行，伐卫，伐曹，又和楚人战于城濮。城濮之战，晋国固然获得齐宋秦诸国的赞助，增加若干胜利的信心。然太行南阳一途的开通，出兵便利，在战争上也容易获得优势。后来晋兵一再耀武中原，也都是由这条道路出师的。

郑国既是弱国，又因为地居中原的缘故，不仅晋楚两国把它作为争夺的对象，就是秦国看起来也不免眼红。城濮战后不久，秦国就曾帮助过晋国围郑[407]。稍后，秦国又打算乘着郑人的不防备，东向侵略。秦国这种企图引起晋国的不满，两国间因此发生了殽之战[408]。本来由渭水流域往东，顺着黄河南岸，越殽函的险隘，以至于中原，原是一条古老的道路。武王伐纣时是由这条路上进兵的，东周都雒也是由这条路上迁徙的。春秋时代这条道路的往来当更为频繁了。秦国助晋围郑的时候，郑人想离间秦晋的关系，就以秦人的东道主自任。不过作为军事行动来说，由于晋人的阻隔，秦国是不容易向这方面发展的。

其实秦晋两国主要往来的地方，并不是在河南殽函的附近。秦国都雍，在渭水中游。晋国都绛，在汾水支流浍水流域。循浍汾而下可以入于黄河。公元前647年（鲁僖公十三年），秦输晋粟，自雍及绛相继于道路，所谓泛舟之役，就是利用这一段水道[409]。这条道路虽可利用汾渭诸水和黄河供运输，但迂迴曲折究竟是绕了许多的路途。因此秦晋两国在战争中所涉及的地方，乃是在渭水以北及涑水流域的一个区域之内。在当时使用车战的时候，黄河弯曲处两岸附近的平原地带，对于这种战争工具的运用也是适合的。就是在平时这一地区也还是为秦晋两国间往来所经由的道路。殽之战后，晋襄公听从文嬴的请求释放秦百里孟明视等三帅，又因为先轸的反对，使阳处父往追。阳处父追到河岸，秦国三帅已在舟中[410]。他们渡河的地方虽不可知，但并非沿汾水而下是可以确定的。

如果就东夏诸国来说，齐鲁对于中原的郑国是没有若何威胁的。但是由东夏诸国到中原，郑国依然是一个交通的枢纽。齐鲁两国和周王室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他们和周王室间的来往，自然是要经过这条道路的。春秋初年，周王室的凡伯奉使往鲁国，归途为戎人在楚丘劫掠[411]。楚丘在今山东曹县东南。以当时的情形来说，这个地方恰是处于鲁国和郑国的中间，正为往来必经的地方。

但是齐国和晋国的往来道路却还要在北边。这可以由齐晋两国鞌之战中看出来。这一次战争发生在公元前589年（鲁成公二年）。据《左传》这一年的记载，晋师的东行是首先经过卫国。这分明是由南阳一道出师的。由卫国入齐境，最先到莘。莘在今山东西北（在范县和冠县境）。以当时情形来说，已在大河以东。由莘东行，再到靡笄之下。靡笄，山名，在今山东济南市长清区[412]。由靡笄之下再东，两军遂战于鞌。在战争中，晋师逐齐师，三绕华不注。华不注在今济南城北，则两军相战的鞌地也应该离那里不远，靡笄之下与鞌皆在济水以南，晋师由卫东行，显然是循泰山之北和济水之南向齐都临淄进发的。

还应该注意的乃是丹水汉水流域的道路。远在西周时代，周人向东南发展，就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楚人由丹阳南徙后，这里还有一些小国。丹、析二水之间的鄀国就是其中的一个。鲁僖公时候，鄀国受到秦晋两国的攻击，楚国为了援助鄀国，曾经出动了申、息的兵力[413]，显示出这次争执并非普通的事情。为什么如此？正由于丹水、汉水流域为秦楚两国间的要路，秦国如果控制了这条道路，无疑地会增加了对楚国的威胁。事实上秦国在当时企图向东方发展，受到晋国的阻隔，不能达到目的。攻击鄀国，就是改弦更张的一种措施。秦国这种打算，后来在鲁文公时候得到实现。因为鄀国的地方到底为秦人获得了[414]。秦人既得到鄀国的故地，也就是秦楚两国从此接壤。春秋末年，吴人入郢，秦师就是由这条道路前往援助楚国的[415]。这条道路由秦国南行是要越过秦岭。秦岭相当险峻。秦晋两国伐鄀的时候，详情已难备知。秦师援楚攻吴的时候，出车数目达到五百乘，就数量来说仅是稍少于城濮之战时晋国的兵力[416]。这样多的兵车通过险峻的秦岭，正说明春秋末年这条道路的规模已经有相当的样子了。

春秋末年，长江下游兴起了一个吴国。晋国为了牵制楚国，对于吴国极力拉拢。当时为晋国联络吴国的使人，乃是由楚国逃亡出来的申公巫臣。巫臣由晋国往吴国，曾假道于莒国[417]。莒国在沭水上游，当鲁国之东。巫臣为什么要绕道这样远的地方，已经不十分明白。可能是恐怕受到楚国的劫持。因为巫臣不仅是由楚国逃亡出来，而且此去的使命是有害于楚国的。这时楚国的疆域已达到淮水中游，如果巫臣有这样的顾虑也是近于情理的。就以当时的情况说，巫臣过莒的第二年，楚人就曾经出兵伐莒，而且攻入莒都[418]。如果巫臣迟来一步，也许就受到楚人的阻挠。话虽如此，但由中原至吴国，绕道莒国究竟不算正途，鲁襄公时，吴季札历聘中原诸国，往来都由徐国[419]。徐国在现在安徽泗县附近，这正是东南一隅和中原往来的孔道。徐国虽在淮北，却是受楚国的威胁，巫臣没有取道这里，不是没有理由的。

吴国受了晋国的提携和拉拢，不久就发挥出牵制楚国的作用。从那时起吴楚两国就不断发生战争，但是一般的战争区域乃是在淮水流域。公元前570年（鲁襄公三年），楚军深入吴地，攻克鸠兹并且达到衡山。鸠兹、衡山俱在今安徽芜湖县附近[420]，濒长江南岸。楚师从那条道路达到这里，已无从确知。不过这次战役的尾声，吴人乘楚师归去，又取得楚国的驾。驾在江北[421]。好像楚师的东侵，并非沿江而下。其后公元前547年（鲁襄公二十六年），楚君亲自征吴，到雩娄后，听说吴人有了防备，就半路班师回来。雩娄在今安徽霍邱县，固当淮水上游的南岸。更可以作为证明的，乃是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的一次战役。这一年楚君又复伐吴，其臣薳射帅师会于夏汭。夏汭当为夏水入江的处所，还在楚国的内地。越大夫常寿过会楚君于琐。琐乃在今安徽霍邱县东[422]。越人在楚的东南，以师会楚，不在长江沿岸，而待于淮水中游，分明楚师不是由长江东下的。据《左传》所载，楚君由琐而东，济罗汭，次莱山南怀，及汝清，观兵于抵箕之山。这一系列地名都很难考出确实地址。总应该在琐以东。楚君观兵的抵箕之山，据说乃在巢县南[423]，距为吴所取的驾已不甚远。可能鲁襄公时，楚国攻克鸠兹一役也是由淮水前往的。楚人东下是如此，吴兵西上也不是例外。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吴人伐楚，舍舟于淮汭，淮汭在光、颍境内[424]。再西即自豫章与楚师夹汉而陈。这个豫章就名称来说，容易和汉以后江南的豫章相混同，实则乃是汉东江北的地名[425]，和后来江南的豫章无关。楚师与吴师，战于大别、小别、柏举等处[426]。吴师节节获胜，因而长驱入郢。这些具体事实都说明了吴楚两国的交通主要是在淮水流域，并非是沿长江上下进行的。

为什么吴楚的战争不在长江沿岸进行，而移转到淮水流域争衡？有人说，吴楚共长江之险，而吴居楚的下流，仰攻不能胜，故吴用兵常从淮右北道[427]。但是楚人也由淮右进兵，和吴人所走的路相同，这样道理就不能解释了。其实这不是仰攻或俯攻的问题，而是吴楚之间的长江能不能在交通方面为当时人充分利用的问题。《禹贡》说：“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九江的解释甚多。伪孔《传》说：“江于此州分为九道。”孔颖达《正义》加以引申说：“江是此水大名，谓大江分而为九，犹大河分为九河。”郑玄说：“九江从山溪所出，谓各自别源，非大江也。下流合于大江。”这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后来有许多人都在替九江找名称，定地位，闹出不少麻烦。这主要是由于过去的人们都认为九江的“九”字乃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因而从九江的本流分脉来说，要找出九条分流的名称；从入江的小水说，更要找出九条小水的名称。朱熹曾对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提出了批评。他批评前一种说法，说是：“若曰派别为九，则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计以为九者，若必首尾长短均布若一，则横断一节，纵别为九，一水之间，当有一洲。九江之间，沙水相间，乃有十有七道，于地将无所容。若曰参差取之，不必齐一，则又不知断自何许，而数其九也。”他又批评后一种说法，说是：“若曰旁计横入小江之数，则自岷山以东入于海处，不知其当为几十百江矣[428]。”朱熹这些批评是很对的。他还说“经文（《禹贡》）所言九江孔殷，正以见其吐吞壮盛，浩无津涯之势”。这种解释也是不错的。不过他也还受了九江“九”字的束缚，就定洞庭为九江，因为洞庭是浩无津涯，而且为其周围九水所汇聚的地方。就《禹贡》来说，这种解释是相当勉强的。洞庭在《禹贡》中是称为云梦的。云梦泽相当广大，横于江的附近。春秋时代人还有称江以北为云，江以南为梦的[429]。可见以九江为云梦的说法是不恰当的。

朱熹以洞庭来解释九江是不与《禹贡》相合的，但说九江是吐吞壮盛，浩无津涯之势，正指出九江一带在古代是不大适于交通的地方。九江所在，固不可以九水来忖度，但在吴楚之间则是应当毫无疑义的。江水在今湖北江西之间和江西安徽之间，两岸湖泊分布甚多，显示出是古代江流浩淼的遗迹。这一区域已不是云梦范围之中，以之为九江所在或者还不为过分。江流到这里可能分派甚多，所以称为九江。也许和黄河下流的九河相仿佛。这种自然环境的不利正予吴楚之间的交通以不少的困难。

另外，春秋时代商业的发达也显示出交通比以前更加便利，由于商业的发达，商人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力量。郑国的东迁就曾得到商人的帮助。因之商人和郑国的国君定有盟誓，商人不叛郑君，郑君也不能恃势强购。商人有什么宝货，郑君也不必过问。这种盟誓，一直遵守到春秋的末叶还没有破坏[430]。郑国处于中原，所以和其他各国往来均极便利。商业发达乃是一种自然的情势。有名的弦高犒师的故事，就是出自郑国的商人[431]。弦高的故事不仅显示出郑国商业的发达，而且也显示由郑国都城至于雒邑之间道路的畅通。晋楚邲之战，知罃为楚所俘，郑国的商人就想设法把他藏于衣褚中逃出楚境。这种计划没有实行，楚国已放知罃回晋，后来那位郑国的商人到了晋国，知罃想报答他。他不肯居功，拒绝受酬，就转到齐国去了[432]。这个故事更说明郑国商人足迹所涉及的地方是如何的广泛。其实春秋时代商业的兴盛，不仅郑国为然，其他各国也都是如此。尤其是齐卫两国的商人更得到他们政府的奖励[433]。就是晋楚两国互相对立的时候，商业往来也并没有绝迹，楚国的杞梓皮革依然可以贩卖到晋国去，因而有了“楚材晋用”的传说[434]。商业发达，各国也就设关征税了[435]。当时商人往来各国的道路，虽无从得知，但可以相信这种通商的道路，在各国之间是普遍存在的。

春秋时代一般陆上的交通工具为车辆。车辆能够普遍使用，而且大规模用于战争，则行车的道路必有相当的修整。周定王时（公元前606年至586年）单襄公奉使自宋赴楚，路过陈国，见陈国道路不修，馆舍不整，即断定陈国有亡国的征兆[436]。鲁襄公时，郑国子产至晋国，因为晋国待诸侯的使节过薄，也不经常修理道路和馆舍，就责备晋国不能继续文公的政绩[437]，这些情形都说明当时人们对于道路的重视。甚而一些战胜的国家，还强迫敌国根据他们的要求，来改变道路的方式。齐晋鞌之战后，齐国失败，晋国所要求的条件中就有“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一条[438]。就是说齐国应该把境内的农田都改成东西行。如果齐国按照晋国的要求改变农田的方式，晋国以后若再向齐国用兵，兵车往来当然也就更方便了。自然晋国这种要求对于农业生产是有很大的妨害的。齐国就根据农田播种应该从其土地的方便，他国不应该有过分要求的道理拒绝了晋国。

车辆一般只是用于平地，或不甚险峻的坡地。春秋时代车辆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但一些非华族的部落，由于居住在山谷间，还谈不到这一点。他们在作战的时候往往采取徒步方式。步卒作战，较为灵活，可以取得胜利。春秋初年，郑国抵抗“狄人”的侵略，即感到“被徒我车”，不能防备他们的侵轶[439]。后来到晋文公时候，为了抵抗“狄人”，曾改变军队的编制，采取三行的办法，才获得了效果[440]。到鲁昭公时，晋中行穆子败“群狄”于太原，还是由于“毁车崇卒”的缘故[441]。在对于非华族的战争中，诸夏之国不仅被迫改变了作战的技术，另外还学得骑马的方法[442]。《左传》载鲁昭公时，“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443]，就是骑马的证明[444]。

至于水上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船舶了。中原诸夏封国是注意到水上交通的，南方的吴楚更是没有放松这一环节。当时不仅对于内河想方法加以利用，海上交通也有了确实的记载了。春秋末年，齐国有了内乱，吴徐承就曾率领舟师由海道进攻过齐国[445]。后来越王勾践与吴起衅，也曾命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泝淮，断绝吴王夫差由中原南返的道路[446]。吴越两国本是海滨的国家，在海上航行，应该是平日习惯的事情，但像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全赖船舶运输，还是以前所没有的。

春秋末年，交通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运河的开凿就是划时代的壮举。最早开凿运河的为楚吴两国，而楚国较吴国更早[447]。不过最初所开凿的运河还是较小的规模，因此所发生的影响也不十分巨大。比较有关系的，乃是吴王夫差在江淮之间和淮水以北的两次兴工。吴国在江淮之间所开凿的运河乃是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的事情。这一年吴人始修筑邗城，接着就在邗城下凿沟东北通到射阳湖，又由射阳湖西北通到末口入淮。邗城在今江苏扬州，射阳湖在今江苏淮安县东南。末口则在淮阴境内[448]。至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吴晋两国打算在黄池会盟[449]，又引起新的运河的开凿。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当时正在济水的沿岸。吴王夫差为了要乘舟达到黄池，就在商鲁之间又开了一条运河。根据《水经注》的说法，这条运河就是出于小黄县的黄沟。小黄县在今河南旧陈留县北，也在济水的沿岸。比黄池稍东一点。黄沟由这里分济水东流后流经外黄县故城南，再东流经定陶县南，又东经山阳郡成武县的楚丘亭北，又北经郜城北和成武县故城南，又东经平乐县故城南，又东经沛县故城南，东注于泗水[450]。外黄在今河南杞县东北。定陶县今已并入菏泽和成武二县。成武为今山东成武县。郜城在今成武县东南。平乐在今山东单县东。沛县在今江苏沛县东。就是说，这条运河沟通了济水和泗水，流经现在河南、山东、江苏三省间。这条运河诚然是沟通济水和泗水，但并不是像郦道元所说的流过那样一些地方。这条运河实际就是《禹贡》所说的菏水，为战国时代江淮流域和河济流域一条重要交通道路，这样的道理在拙著《中国的运河》中曾有较详的说明，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条运河既然注入泗水，泗水下游注入淮水，越淮水又可与邗沟相接，是由吴国境内可以乘舟直达于中原了。根据《国语》的记载，吴国所施工的水道，不仅西属之济，而且还北属之沂。现在山东境内有两条沂水。一条出于沂源县，一条出于曲阜东南尼山。这两条沂水古时下游都是入于泗水。不过吴国所开的运河应该是和曲阜的沂水相联系，也就是所说的商鲁之间。至于东面的沂水，不仅偏东，而且和吴国黄池之会的目的相差太远了。

吴国这两条运河的开凿，充分说明了当时人民对于地理环境的善于利用。就江淮之间邗沟所通过的区域说，这里的地势中间低洼，所以自古以来就成为湖泊罗列的地方，而且古时的湖泊可能比现在更多更大。邗沟在中途是通过射阳湖的。射阳湖当于今淮安、宝应、盐城三县之间，古时它的面积相当广大，据说萦回到三百多里[451]。由于逐渐淤积的结果，到现在只能依稀看到一点痕迹。当然射阳湖是这里湖泊中比较大的一个，其他也还是不少。过去一些地理书中，如《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都记载了若干有关湖泊的名称，其中有的到现在已经不再存在，分明是逐渐湮没了。虽然如此，现在这个区域中湖泊的数目仍是不少。由现在的情形推想古代，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吴国的邗沟可能是利用这些湖泊，使它们能够互相联系起来。因为运河是这样开凿的，所以工程进行相当迅速。关于这条运河的开凿，《左传》记载在哀公九年的记事中。可能就是在这一年中开凿成功的。因为《国语·吴语》里面又记载说，“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夫差杀子胥为鲁哀公十年事。子胥死后，吴国就又进行开凿商鲁之间的运河。如果邗沟没有开凿成功，第二个工程不会就动工起来的。

邗沟的开凿是这样的，商鲁之间的运河也应该相同。就开凿的时间说，新运河同样是迅速的。新运河工程的进行，乃在子胥被杀之后。它的开凿的目的是为了黄池会盟。黄池会盟在公元前482年，也就是在鲁哀公十三年。这当中只有二年的时间，它在这二年中已经由开凿而到使用，不能说是不迅速了。就地理情势来说，商鲁之间也是一个湖泊区域，在古代那里也星罗棋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但由于后来黄河不时决口，使原来的湖泊陆续淤塞，甚或已失去原来的痕迹。吴国在这里所开凿的运河同样是利用当地的湖泊。虽然如此，这两条运河的成功也是具体表现了当时人民的智慧的。

从上面的论证中可以看到春秋时代交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当然这样的规模是在西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来的。西周时若干较大的河流都已有舟楫之利，而道路的修整也经常为人们所注意。“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早就为诗人所歌诵。这固然不是普遍的情形，但能够如此，也不是容易的。《国语·周语》中还记载着西周时道路的制度，据说，当时在国郊及野的道路两旁通常栽植树木以指示道路的所在，沿路：十里有庐，备有饮食；三十里有宿，筑有路室；五十里有市，设有候馆。这些都是为了供给各国的使人过客享用的，甚至在边境上还安置有候望的人随时招待。这可能是一种理想的说法。即令是实际的情形，也只是若干小的部分，不一定就是一般的状况。如前所说，春秋时代交通工具既已普遍使用车辆，而会盟战争又极频繁，道路修整的工作也就不能不被重视起来。甚至战胜的诸侯也以修整道路来要挟战败的国家。当时的情形虽不能就像《国语》中所记载的那种理想的情况，一般说来，平坦的大道是已经逐渐增多了。

春秋时代的人们不仅在平原上驰骋他们的车辆，他们所修筑的道路，也往往翻过崇高的山岭，太行秦岭以至伏牛大别诸山中都已有了通途大道，这对于生产的发展，应该起了促进的作用。运河的开凿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建树，它说明人们对于征服自然获得了新的成就。虽然春秋时代人们在利用水道方面还没有克服像长江中游九江那样的困难，但由于他们的努力，到了战国时代，这一段水道上也照样有风帆上下了。

注 释

[393]《国语·齐语》齐桓公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注：兵车之会谓鲁庄公十三年会于北杏，十四年会于鄄，十五年复会于鄄，鲁僖公元年会于柽，十三年会于咸，十六年会于淮。乘车之会谓僖公三年会于阳谷，五年会于首止，九年会于葵丘。北杏，齐地，在山东旧东阿境。鄄，卫地，在山东旧濮县东。柽，今河南淮阳县东南。咸，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淮，《左传》杜《注》渭在临淮郡左右，当在淮水中游。阳谷，在今山东旧阳谷县东北，今属寿张县。首止，在今河南睢县东南。葵丘，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南。其中北杏、鄄、阳谷及咸皆在济水以北。

[394]见《国语·齐语》及《史记·齐太公世家》。西吴即虞国，见《左传》僖公五年《注》及桓公十年《疏》。

[395]《春秋》：僖公二十八年，盟于践土，其冬复会于温。明年又盟于翟泉。践土，据《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在今河南旧荥泽县西北。翟泉，据杜《注》在洛阳城内。

[396]见《史记·晋世家》。

[397]见《左传》僖公四年。

[398]城濮之战在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城濮，卫地，杨守敬《春秋地理图》定为在濮阳县东南，邲之战在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邲，《水经·济水注》说在敖北，当现在河南荥阳市的东北。鄢陵之战在公元前575年（鲁成公十六年）。鄢陵为今河南鄢陵县。

[399]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400]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401]见《左传》僖公四年。

[402]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

[403]见《左传》定公四年。

[404]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义阳三关》条说：“《左传》大隧即黄岘，直辕、冥阨乃武阳平靖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省《黾阨》条却说：“三关者：一曰平靖关，即《左传》之冥阨也。其山因山为障，不营濠湟，故以平靖为名。一曰武阳关，亦名沣山关，即《左传》之大隧也。地名大塞岭，薛氏曰，三关之险，大塞岭为平易是也。一曰黄岘关，亦名百雁关，又谓之九里关，即《左传》之直辕也。”

[405]见《国语·齐语》及《史记·封禅书、齐太公世家》。卑耳即辟耳。《封禅书·索隐》“卑耳，山名，在河东大阳”。大阳为今山西平陆县。

[406]见《国语·晋语》。

[407]见《左传》僖公三十年。

[408]在公元前619年（鲁僖公三十三年）。见《左传》这一年的记载。

[409]见《左传》僖公十三年。

[410]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411]见《左传》隐公七年。

[412]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

[413]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414]见《左传》文公五年。

[415]见《左传》定公五年。

[416]城濮之战时晋国出兵车七百乘，见《左传》成公二年。

[417]见《左传》成公八年。

[418]见《左传》成公九年。

[419]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420]《左传》襄公三年杜注说，鸠兹在丹阳芜湖县东。衡山在吴兴乌程县南。然乌程去芜湖县远，且在吴国南僻，楚人是不可能深入到那里去的。江永引《春秋传说汇纂》说，当涂县东北六十里有横山，可能是楚师所到的地方。今从其说。

[421]杨守敬《春秋地理图》绘驾于安徽无为县西。

[422]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

[423]见《太平寰宇记》卢州巢县《踟蹰山》条。

[424]见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正》。光今河南潢川县，颍今安徽阜阳县。皆在淮水上游。

[425]见《左传》定公四年杜《注》。

[426]《左传》定公四年杜《注》引《禹贡》汉水至大别南入江的话来解释大别的所在，并说此二别在江夏。《水经·江水篇》：“江水又东过邾县南。”《注》说：“江北岸烽火洲，即举洲也，北对举口。《春秋》定公四年，吴楚陈于柏举。京相璠曰：汉东地矣。”《读史方舆纪要》黄州府麻城县《龟峰山》条说：“麻城县东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吴楚陈于柏举，盖合柏山举水而名。”按《左传》记载当时战争情况说：“楚将子常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这是说吴师先与楚师战于大别，次战于小别，又战于柏举。大别当为今湖北麻城东北的大别山上。小别又在大别以南。

[427]《春秋大事表·吴楚交兵表》。

[428]见《朱文公文集·九江彭蠡辨》。

[429]见《左传》定公四年及宣公五年、昭公三年。

[430]见《左传》昭公十六年。

[431]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432]见《左传》成公三年。

[433]见《左传》闵公二年，《史记·货殖列传》。

[434]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435]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436]见《国语·周语》。

[437]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438]见《左传》成公二年。

[439]见《左传》隐公十年。

[440]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441]见《左传》昭公元年。

[442]见顾炎武《日知录·骑》条。

[443]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444]顾炎武《日知录·骑》条说，“《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于戎翟，其习尚有相同者”。古公骑马虽早，然为社会所习用当仍为春秋时代事。

[445]见《左传》哀公九年。

[446]见《国语·吴语》。

[447]见拙著《中国的运河》。

[448]见拙著《中国的运河》。

[449]见《国语·吴语》。

[450]见《水经·泗水注》。

[451]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

来源：《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