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30度的枢轴地带与距今5000年的枢轴时代

【编者按】 继“这才是真正的中原”话题之后，郭静云、郭立新二位老师与学生们将视野拓展至全球，以更加宏观的角度对文明起源地的位置特点展开了新的讨论，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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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云老师∶人类文化十分多元、分类众多，各地文明之所以呈现出各自的辉煌，是因为在人类的普遍性下存在着各地的特殊性。但各地文明的发展却离不开两个要点∶ 地球的自然条件和人类的本质，因此，其间必然拥有某些共同的脉络，以及通用的基本规律。而目前传世文献中可见的中国历史故事及其内在概念，在许多方面，并不符合近一万年来欧亚环境之演化，以及人类社会通常发展的脉络。从欧亚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几条规律，并依靠这些规律，更加客观地思考中国早期地域文化的特质。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观念，文明起源是一个可放在全球视野下看的问题。如果把全球最早的原生文明找出来，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神秘"的北纬30度线，最古老的原生文明均没有超过这一界线。其年代在亚非地区也一致∶公元前第四千纪后半叶，也就是大概距今5500年。在这一时代，早期文明的发生，皆在亚热带湿润气候区，至于北纬32度以北，此时期都属偏僻地区，文明、人口皆不发达。文明起源的问题涉及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计模式。亚非大地的早期文明皆离不开农作，农作的发祥地与大文明的发生范围，皆是在同一地域。考虑到人类文化发展所需的经济条件，此规律毋庸置疑。

立新老师∶静云老师所说的"同一地域"指的是一个较大的生态地理单元，如长江中游两湖地区、长江下游、山东地区这样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学者认为，西亚农作起源于新月形山前地带，而国家文明发端于两河流域的平原地区，似乎前后两个阶段发展重心在空间上有所移动，但总体来看仍属一个大区域内相邻的两个次区域。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长江中游地区，这一地区在从稻作农业发展到国家起源的过程中，也存在从山前地带起步，不断开拓平原腹心区，从而使发展重心在空间上发生迁移的情况。这种迁移一般发生在相邻且相近的生态区内，甚至它们本来属于同一自然地理单元范畴，所以，并不能因此就钻牛角尖，用这些例子来否定静云老师刚才所说的规律，相反，它们恰好证明了这一规律。

静云老师∶与农耕和定居生活相对，采集、狩猎的生计则要求人们拥有高流动性。我们借助一些民族志材料来思考这些狩猎采集者的生计模式，大家可以发现他们最核心的生计观念，就是以流动来换取丰裕且舒适的生活。

明立同学∶老师，在我的印象中，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是非常窘迫的。他们没有定时收获的农产品作为生活的保障，吃了这顿说不定就没有下一顿了，您为什么会认为他们的生活"丰裕且舒适"呢?

立新老师∶这是我们定居族群和农耕族群的想象。前面一堂课说过，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提到，狩猎采集者"丰裕且舒适"的生活是建立在低生活水平上，是一种相对的物质丰足。例如南非的昆布须曼人，一天最多只需要花费六个小时就可以获得维持一天所需的食物，而有的狩猎采集者（如东非的哈扎人）甚至不足两小时。而且采集狩猎工作极其清闲，不像农耕一样需要长期的投入及艰苦的劳作。所以，这些狩猎采集者始终抗拒着"新石器时代革命"，正所谓无欲则无求，既然能安享闲暇，为何要崇尚劳碌呢?

但是，他们必须以高流动性来保障食物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于他们而言，积累财富是一种累，所以他们必须"今朝有酒今朝醉"，也不能多生孩子，否则自然界的食物往往会不够。相反，由于定居需要依靠某一固定的土地维生，定居者则必须考虑生产与创造的问题，考虑财富的积累问题，考虑领地的大小问题，从而逐步形成原生文明。

静云老师∶没错，正是因为定居的农耕生活，人类才会发展出"领土"的概念。而欲望则是把双刃剑，它堕落人类的灵魂，却又促进人类积极向上。正是因为定居产生的欲望，才有了人类文化的不断创新。只有长期定居与在本地发展，才能有原生文明的产生。换句话说，早期原生文明与历时长久的大规模农产有直接关系。

我们从世界文明起源举例来说，古埃及农耕文明拥有世界最古老、在当时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即早王国首都阿拜多斯，其纬度是北纬26度 11分，而古王国首都孟斐斯的纬度则为北纬29度 51分;早期古王国发展的北界，乃是古老的耶利哥城，即死海的边上，其纬度只到北纬31度51分。

苏美尔文化的起源地埃里都城，其纬度为北纬30度 48分，乌尔城的纬度为北纬30度57分，位于苏美尔偏僻北界的巴比伦，其纬度为北纬32度32分。埃兰国的中央纬度为北纬29度54分，北都苏萨为北纬 32度 11 分。

古印度摩亨佐-达罗的纬度为北纬 27度19分，北城哈拉帕位于北纬30度38分。由此可见，亚非原生大文明的发展脉络基本上是一致的。古文明发生的地理范围在北纬24度与32度间，北纬 32 度以北地区的文明化则较晚。

秀美同学∶还真的是全部都在北纬32度以南。不好意思，我对这个北纬 32度的纬度线没有什么实感。所以，我想请教老师和各位同学，北纬 32 度以南，在中国是哪些区域啊?

梓浩同学∶我可以举几个城市的位置，你大概就知道了。就以《读史方舆纪要》中顾祖禹提到湖广形胜中，最重要的扼住北方及东方咽喉的两个城市为例，武汉最北面是北纬31度22分左右，在北纬32度线以南。而襄阳则被北纬32度线穿过，其绝大部分位于北纬32度以南。不知道这样举例，秀美学姐能明白吗?秀美学姐∶ 很清楚，谢谢。

静云老师∶实际上，澧阳平原的城头山就在此人类文明起源的脉络里，其重要性不比苏美尔的埃里都低。两者年代也相同，所处的地带都是湿润的亚热带，北纬 29度。为什么我们没有认识到城头山遗址在东亚地区原生文明中的重要性? 客观的原因是长江流域土质造成考古发掘的重重困难，并且该地的考古发掘只有在最近二十年才初现规模;但更重要的是主观的认识也忽略了其重要性，不认为文明应该起源于湖南。

甲同学∶我有点混淆，怎么可能文明起源在湖南?我记得古代中央都在河南、陕西……至少从小学到今天没有听到在湖南，您这是开国际玩笑吧?

立新老师∶ 你说的"古代中央"是指什么?

甲同学∶ 安阳、周原、长安、洛阳、开封等等。

立新老师∶ 什么时候中央在安阳?

甲同学∶大概公元前1400 年前后。

立新老师∶ 过 2500 年后，南宋时候首都迁到了哪里?

甲同学∶南宋在杭州。

立新老师∶那是不是离安阳蛮远的?南北朝的首都又在哪?

甲同学∶那时候没有统一的国家吧。

立新老师∶好。那为什么你认为五千年前有包含全中国版图的国家呢?

甲同学∶我没有这样认为，我想当时也应该不会有现代"中国"这个概念吧。

立新老师∶当然!怎么能想象五千年前有大帝国!这样说的人或者想象力太丰富，或者有目的，只是重复汉唐时代发明的三皇五帝概念而不加思考。

静云老师∶都是为了权力这个目的，所以形成一元史概念。如果没有一元史概念，汉代帝国将会分裂。从汉代以来帝国意识形态一定要强调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汉代以后，唐帝国比汉更甚，一直到民国的民族主义国家概念等等。

立新老师∶对的。在这方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王明珂先生指出，一个社会群体往往透过对过去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以便界定该群体的本质，树立群体的边界，并维系群体内部的凝聚。霍布斯鲍姆先生也指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私下里稍稍地讨论）

立新老师∶各位同学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在这堂课上，现在我们可以互相讨论，互相启发，我们更应该像是相互启发和对话的学术伙伴。

梓浩同学∶那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观念，并不是一个连续五千年的传统，而是近代被"发明"出来的?

立新老师∶对。（历史系的同学似乎很清楚，表现得很淡定。考古学专业的同学似乎十分不解）

甲同学∶这和我们以往课堂上说的不一样啊。经过几期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基本已经可以"走出疑古时代"了，在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找到黄帝、炎帝、尧舜、夏禹等传说人物的活动痕迹肯定也是指日可待的!

立新老师∶那我们来看看黄帝这个神话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吧。沈松侨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论文《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在文中他指出，"国族"（nation）作为一个"想象的社群"，有着不容否认的"现代性"色彩，但它的建构和表达，却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渺远的过去。自 19 世纪中叶以降，中国长期在西方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优势文化冲击下，不得不俯首下心，逐步放弃传统天朝中心的世界秩序，转而以西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为典范，着手从事中华民族的塑造。晚清知识分子从远古的传说中，寻觅出一个扑朔迷离的神话人物——黄帝，奉之为中国民族的"始祖"，以之为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一时之间，"炎黄子孙"、"轩辕世胄"等，成为时人普遍接受的自我称谓。

他指出，迄今可见的最早的关于人格化黄帝的确凿记载为公元前 356 年的齐威王因齐作算铭∶"其惟因脊扬考，绍踵高祖黄帝，米嗣桓、文"。此后随着各地域人群日趋激烈的竞争与融合，华夏各国族源传说逐渐串联混杂，慢慢形成一套树状的祖先源流体系。稍晚出的《国语·鲁语》便出现这样的记载∶"有虞氏谛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谛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谛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稀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将尧舜三代的祖源完全归结于黄帝。及至汉代，司马迁依据《世本》及《大戴礼记》而写"五帝本纪"，溯其源流，整齐世系，一套"虚构性谱系"就此告成，黄帝被杜撰成为远古以降各代帝王的共同先祖。

冯天瑜先生曾指出∶黄帝本为周人专有的先祖，并非天下共认的先帝，其后随着周人以西陲小邑东进克"大邑商"，为巩固其支配地位，遂将黄帝上升为古帝谱系中至高至贵者。这一套祖源传说有其实际的政治效用。杜正胜先生进而认为∶帝喾传说是希腊万神殿式神话整合的结果，而且是周人造出来的系统，其用意在抬高周人的历史身价，凸显周人在华夏族群中的核心地位。在周人所造黄帝传说中，"先祖"与"圣王"这两层意义，特别受到强调，并且透过血缘的联系，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因为周人姬姓，而黄帝虽为尧舜三代之共同始祖，然黄帝本人"以姬水成，故姓姬"，换句话说，周人是黄帝的嫡系宗子，因而得以在宗法制度的政治秩序下，经由根基性（primordial）的血缘纽带，具体传承先祖的"圣王"典范，从而确立周人对旁支孽庶各族群之统治权威的道德合法性基础。所以，沈先生认为，周人所造黄帝传说或许可以定位为一种"血缘政治"的运作;而"黄帝"从创生伊始，就已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我都引用自沈松侨先生论文。

静云老师∶我插一句。刚才沈先生的论文中引用的铭文出自陈侯因資錞，年代确实是齐威王时代，但铭中所谓"（绍）緟高且（祖）黄啻（谛）一句之"黄啻"并非"黄帝"。这里的"啻"字下面带了一个"口"字，这是一种拜先王的祭法，表达被祭祀者是一位叫"黄"的高祖（在商周甲骨金文中，"黄"是很常见的人名），并且这位"黄"是陈侯的高祖而不是"天下高祖"，所以不能视为最早关于黄帝的记录。《国语》是汉代人编的，里面加进了汉代人的意识形态，不可作为时代证据。

我认为，黄帝的概念和形象，是战国时代阴阳家为配合其阴阳五行观念而杜撰出来的。依阴阳家为基础的《吕氏春秋》建构了符合阴阳五行的历史结构，所以特意创造了"黄帝"的概念和形象，以确定天下政权的中央，并将有些原来就有的传说搭配于黄帝。这是统一天下意识形态的措施。有关周人已创造黄帝的假设，恐怕没有相关资料的支持，甚至《尚书》都没有提到黄帝，更不用说青铜器铭文，楚简也未见，而尧舜、颛顼等传说记录都有。其实周统治者也不可能创造黄帝，周还没有这种大一统的政权，这是秦的目标，是秦以阴阳家的模式为基础构建起一个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而采取的措施。

立新老师∶谢谢静云老师的补充。下面，我继续介绍沈松侨先生的研究和发现∶两汉之后，随着大一统帝国制度的确立，黄帝所具的政治性格日愈强烈，其为帝王典范的意涵也愈形显豁。黄帝既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自不免成为历代统治者亟欲攀附、垄断的"符号资源"。王莽篡汉，起九庙，首立"黄帝太初祖庙"，其庙规制闳大，"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兹后各朝大体遵照其制，立庙奉祀，祭飨不绝。唐代宗大历年间，又于黄陵所在地——坊州（今陕西黄陵县）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宋元两代，时有修庙、祭陵之举。降及明清，黄帝祭礼，尤为崇隆。自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以迄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五百年间，仅朝廷遣专使致祭，并有祭文流传可考者即近四十次。凡新帝嗣位改元，例必遣使御祭，以告正始;其他如先皇配享圆丘、太后升衬太庙、皇帝或太后万寿、废立皇太子，乃至黄淮工程竣工、战役告捷等等，亦屡有祭陵之举。透过这一连串的仪式行为，历代君主遂得祖祧黄帝，与之建立一套虚拟性的"政治血缘"，从而将黄帝"夺占"为皇室专属的世系祖源;而臣民百姓之屈从于皇朝的政治支配，当然也就在此机制之下，变成"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自然"现象。所以，在19世纪中期以前，"黄帝"大体上只是现实政治权威的另一象征，只是"皇统"的一个组成要素。而流传民间的黄帝传说，则以"神话"的形式，构成另外一套与官方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叙事系统。

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官式的"黄帝"论述结构，却突然出现了急剧的变化。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建构，其后无论各派政治势力如何斗争，都一致将黄帝认同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以炎黄子孙自居。这时的黄帝已不再是一朝一姓专属的祖源，脱离了旧有之帝王世系的"皇统"脉络，转而被纳入新起之民族传承的"国统"脉络。

以黄帝符号为中心所塑造出来的中华民族，囿于晚清反满革命的政治现实，只能是一个以血缘之根基性联系为本质，并具有高度排拒性的族群团体。对于这样一套国族想象，当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20世纪最初数年间所发生的"黄帝纪年"与"孔子纪年"的争论，便是彼时两套不同国族论述的正面交锋。另一方面，"黄帝"符号亦自有其内在的歧义与紧张。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便极力扩充"黄帝"的"种族"意涵，揭示"大民族主义"以别于以汉族为中心的"小民族主义";一些居于边陲位置的满族人士也利用"黄帝后裔"的传统策略，重塑本身的族群历史记忆，另行提出一套抗制性的国族论述。因而，从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政治、文化条件分析，"黄帝"这个高度建构性的符号，正是各项现实利益与势力对抗、争持的场域。

沈先生的研究，我就介绍到这里。

静云老师∶喔，这研究太有趣!近代欲否定清朝满族，强调汉族政权，所以利用黄帝的形象强调国家的合法性。太好玩了!

立新老师∶我也觉得这是很棒的发现。

静云老师∶这是不是因为反清抗满后，想建构一个民族国家，所以开始强调共同的汉族始祖?

立新老师∶有这方面的考虑，但不全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中国是帝国体制，是以朝廷为中心来统摄天下的，只要有朝廷在，就不用担心国家不存。在晚清，一方面要把朝廷反掉，另一方面要考虑在没有朝廷之后仍然保持国家的完整性和合法性，不让国家分裂，这在当时是极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情景下，无疑是向西方学习，模仿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境内可不止一个民族。为了克服这个障碍，先是提出"五族共和"，后来又在国内诸族之上再凝炼出一个大"中华民族"，提出"华夏"、"炎黄"的血缘认同。历史包括上古史永远离不开现实的政治。

静云老师∶全世界都是如此，每一个国家都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且各代都重新修改。

立新老师∶是的。但是我们研究者的目的则比较单纯，是一种毫无偏向的了解。如果我们要从各代人的政治目标中抽出史实的种子，就意味着要了解不同时代修史者、记录者的意图和目标。比如说很简单的问题，请问各位同学∶现在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哪?

大家∶北京。

立新老师∶既然中国的中央在北京，为什么不在北京找"文明起源"?

俊伟同学∶中国文明应该是多元，不能说只有一个源头。

立新老师∶没错!静云老师现在也不是说全中国一元的历史。把这个问题放在世界史的脉络里，苏美尔也好，埃及也好，虽然它们后来都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大一统只是后来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站在历史的结果往前看，而应该反过来。所谓"云梦泽"古国，就是这样一种脉络，它代表着东亚、东方最早的文明之"源"，但不能因此就说它等同于中华文明，或说它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静云老师∶当然是这样，当时根本没有"中华文明"或"华夏文明"。城头山是目前在中国领土上发现的最早的城址，且位于中国的中部，并不是边缘地带，可视作中国领土上最早的国家化的萌芽，并且与其他早期国家一样，是以农耕为基础的。各位同学怎么看，为什么文明化的进程会最先发生在北纬 24 度到 32度呢?

诗萤同学∶大概是因为 24 度到 32度之间属同一类的气候环境?

静云老师∶对。而且这个区域的气候环境，特别适合早期农业的发展。当农业还处于萌芽阶段，人们会在哪里开始耕地?是选择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自然带呢，还是选择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的地方呢?

柏熹同学∶人应该是"理性人"，懂得趋利避害的。所以，一般的农业都会起源于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区域。

梓浩同学∶但是也有理论指出，农业应该起源于边缘地带，例如一处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区域，它具备了农业的基本条件，但农业却一般不会起源于该地区的中心地带，反而会起源于边缘地带。

静云老师∶对，最早的农耕应该起源于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地带。这个地带正好位于北纬 26度以北，30度以南。北纬26度以南食物过于丰富，人们能像猴子一样，可以吃香蕉，当地可以采集到的食物数量超越当时人口量，同时也有更多引起传染病的昆虫。然而，在靠近30度左右的地区，虽然情况也良好，但是为了定居生计，需要有符合人口规模的再生产，所以不得不碰到一些食物不足的情况，尤其是天气年年波动的情形，在植物的生产中相当敏感。为避免食物短暂不足的风险，人类可以尝试加强照顾食用植物的方法而满足社会需求。

人都是这样∶如果看到遥远的目标，往往不会直接去追求，反而会认为太难而实现不了。但是如果感觉某个目的可以达成，就会开始着手去做;掌握第一步之后，或许看到下一步，再去追求。这样过了几千年，人类慢慢掌握全球，中国东北，韩、日都可以种稻，甚至人类从地球到太空。但在农作刚开始时不会有那么高的欲望，古人如果食不果腹，怎么可能会想上宇宙呢?我想他们就算在梦境中都只会想着吃。

柏熹同学∶恐怕食不果腹的结果也是"升天上宇宙"，哈哈。（幽默熹又一次发挥了他的才能）

静云老师∶哈，所以先民刚开始定居时也没有想要升空的能力，当时北纬30度左右恰好符合人们定居下来的能力要求。

梓浩同学∶确实如此。如果告诉我，从大学本科开始就要直接写博士论文，我就完全不会读书了!谁会在本科的时候只想着写博士论文啊。现在都觉得"压力山大"，早几年更是想都不会想，哈哈!（大家笑）

柏熹同学∶所以才要温水煮青蛙，让你的博士论文慢慢地煮熟。如果用热水来煮你，恐怕你早就跳出去了，不会想继续读书了。

明立同学∶我中学的体育老师很有趣，看我运动还可以，跑步快，他就让我天天跑，从百米开始每天加一点点，后来要我参加 1500米跑步的比赛。哈哈!

静云老师∶就是这样的意思。东半球的早期文明皆离不开农业∶农业的发祥地与大文明的发生范围，皆是在相同地域∶ 北纬 26—32 度之间。

【说明】本文摘自《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页94-103，作者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刘丽霞、赵柏熹、邱诗萤、史明立、江俊伟、刘秀美等，欢迎个人转载，机构转载请与本公号联系。转载或引用务请说明作者与出处，若有出入请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