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青铜文明灿烂夺目 晋史研究再启新篇

作者：石磊

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

主编：王京燕 崔俊俊

编著：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博物院、临汾市博物馆、襄汾县文化和旅游局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定价：380元

近日收到由王京燕、崔俊俊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2021年1月第一版）一书，观后甚喜。此书不仅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向大众普及了先秦青铜器的历史，而且对于陶寺北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做了深入研究，推断严谨，结论客观，体现出编者深厚的科研功底。古朴厚重的“晋式铜器”，展现出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在耀眼夺目的同时，亦为晋国历史研究再次掀起了新的篇章。今将笔者的一点览后心得，与众君分享。

断代明确

丰富晋国史研究的历史范畴

两周之际，襄汾一带是晋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故相传晋襄公的坟墓就在襄汾，襄汾的旧称“襄陵”，也来源于此。近年来发掘的陶寺北两周墓地，重要考古发现频频面世，为雄浑跌宕的晋国史研究又谱写下新的篇章。

按照学术界主流的研究，晋国的核心区域在晋南的翼城、曲沃、侯马、闻喜、绛县一带，尤其是前三个县市，都做过晋国的都城，留下了很多先秦时期的大遗址，比如翼城南梁故城遗址、天马-曲村遗址，曲沃的凤城古城遗址，侯马的晋都遗址等，此外闻喜的上郭古城遗址、绛县的车厢城遗址也都是重要的晋文化历史遗存，这些都没有争议。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周朝为封国选取建都的位置，通常都是依山傍水的好地方，比如晋国的核心区域翼城-曲沃-侯马-绛县一带，东边有翔山，南边有绛山，西边有崇山（塔尔山）三座大山的环绕，北边有响水河（滏河）流入，形成了一个河山环绕、地肥水美的盆地。建都于此，不仅物产富饶，可以养活众多的人口，而且易守难攻，可以防备戎狄的入侵。而陶寺北墓地所在的襄汾，位于临汾盆地南部，东倚崇山（塔尔山），西榜姑射山，与曲沃、翼城接壤，气候温和，草木茂盛，丁村人很早就在此地繁衍生息。尧帝的国号为唐，史称“唐尧”，而晋国则属于代唐而兴，《史记·晋世家》记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遂封叔虞于唐”。而姬叔虞就是晋国的始祖，从这个角度来说，襄汾也属于晋国的核心势力范围。

陶寺北墓地位于崇山西麓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地势开阔。西距著名的陶寺遗址约3公里，南邻陶寺村；北部地势逐渐降低，和王云村相接；东部是沟谷，最宽处近百米，原有河流，现被开垦为农田；西部有一条南北向的沟谷，宽约30米。墓地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在24万平方米，高程为510米，为晋国的一处邦墓。此处共勘探出1283座墓地，还有8座车马坑及数量众多的灰坑，本书图录青铜器则主要涉及Ⅰ-Ⅲ区（由西向东）大中型墓葬（贵族墓葬）14座（1座被盗），收录了从中出土、清理、修复的130件青铜器（共出土修复174件），另有兵器、车马器、工具等28件（套）。此书的作者根据出土器物组合、器型、纹饰特征，通过和周边县市两周之际同类器物的对比，对这批墓葬的年代做出初步的判断并进行了分期，界定出了这批墓葬的年代范围。其中I区2014M7、II区2018M2007都属于春秋早期早段；Ⅲ区中的2015M2属于春秋中期后段；2015M1与2016M2属于春秋晚期早段，2017M3015、2017M3017、2017M3018、2017M3022、2017M3027属于春秋晚期中段，2017M3011和2016M1则属于春秋晚期晚段。严谨科学的断代和分期，为研究晋国的墓葬制度以及分析晋国不同时期的国力和政治格局，具有重要的助力，丰富了晋国历史的研究范畴。

文物丰硕

延伸先秦史研究的实证资料

先秦史研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开端，也是古代史研究的难点，但是这段历史夹杂着太多神话、传说、典故、纪闻，可偏偏文字记录过少，如《史记》《尚书》《竹书纪年》《春秋三传》等寥寥数种，研究突破往往要依赖考古发掘与出土青铜器铭文的解读。近年来有名的考古发现，比如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绛县横水倗国墓地、余杭良渚遗址、神木石峁遗址等，都在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产生轰动，很大的原因即在于这些先秦大遗址的勘探发掘，填补了历史文献记载的空白，对于我国早期华夏文明的断代研究起到重点突破的作用。

本书收录的陶寺北墓地出土青铜器，涵盖了蒸煮器、盛食器、盛酒器、舆洗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这些青铜器的出土，印证了先秦典籍上的部分记载，为历史文献提供了实物佐证。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精于金石考据之学，提倡二重证据法，先生认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即指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本书的作者在书中写道：从墓葬分布情况来看，大型墓葬通常沿西北——东南主线排列，墓葬间没有打破关系，墓葬因等级的不同存在小的分区，大中型墓葬居中，小型墓葬集中分布于周围。墓地秩序井然。恰如《周礼·春官·墓大夫》所载：“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可见，陶寺北墓地春秋时是晋国的一处“邦墓”。又比如在编号为2016M1的大墓中出土的一组5件套的列鼎，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是周代“列鼎制度”的实证体现，同时显示出这是一位卿大夫级别的墓葬，因为《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周代分封制下王室贵族的生享死葬都以此为标准，人们不能僭越这种规制，因为这种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比如编号为2017M3011的墓葬中出土的2组共13件卫国的青铜编钟，其形制、纹饰相同。其中，11件钟的钲、鼓部可见刻铭，9件钟上刻铭相同，共18字（铭文内容为：卫侯之孙申子之子书择吉金鈼铸酥钟六堵），另外两件钟上还有长达179字的铭文，这些铭文对于研究编钟的历史以及晋国、卫国双方的政治关系，极有裨益。

造型精美

普及青铜器研究的辉煌文化

此书题名《山右吉金》，“山右”为山西的别称，因为山西处于太行山之右。“吉金”则指青铜，青铜器的原材料主要为铜、锡、铅合金体，我国古代的工匠们很好地掌握了合金的特点和各种材料的配比，把三者结合起来，制造出了既精美又实用的器皿，故称其为“吉金”。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为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器涵盖农具、兵器、工具和乐器，铸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经过商代的发展，到西周时期，青铜冶铸业达到高峰，晋国所处的山西地区，当时非常富庶，不仅拥有大量的铜矿，还拥有技术精湛的冶铜作坊，制作出的青铜器不但数量众多，而且美轮美奂，如翼城的古暑冶铜遗址、侯马的新田铸铜遗址。青铜器研究专家陈梦家先生非常推崇晋国的青铜器，更是首次提出了“晋式铜器”这一称谓。

陶寺北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包括铜鼎、铜鬲、铜簋、铜簠、铜敦、铜鉌、盖豆、铜壶、铜鉴、铜盘、铜匜、铜编钟、铜鼓座、铜戈、铜戟、箭镞、铜鐏、铜斧、铜锛、车軎辖、马衔等，已经涵盖了“晋式铜器”的方方面面，由于这批青铜器主要是春秋时期生产的，所以体现出鲜明的“新田风格”。当然博学而又严谨的作者并没有“一刀切”，而是对这批青铜器做了文化因素分析，进而得出：陶寺北墓地中的绝大多数青铜礼乐器是典型的晋式青铜器，是侯马铸铜遗址的产品，但也有少量呈现楚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器物。比如出自2015M2大墓的一件青铜鼎，口沿处出一周平沿作为子口，与盖边的一周平沿相合，短蹄足跟为浮雕的兽首，盖上及腹部有数周凸炫纹等特征，是鲜明的楚式风格。又比如2017M3011墓出土的卫国刻铭编钟，其篆带纹饰为身体方折、首尾相接的蟠螭纹，鼓部纹饰是由8条身体方折勾连缠绕的蟠龙组成的兽面纹。因有凸出的圆目，躯干和下颌有单面倾斜的小坡等，纹饰表面凹凸不平，具有典型的齐鲁风格。这说明，春秋之际，晋国作为中原霸主，号令天下，南方的楚国、东方的卫国，都曾与晋国会盟，并贡献了一批青铜器作为礼物，因为晋人的“生享死祭”观念盛行，所以陶寺北墓地中才会出土具有鲜明他国风格的青铜器。

众所周知，青铜器上所饰兽面纹和各种动物纹，体现了古人对神灵以及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春秋晚期贵族青铜礼器中出现了复古器物，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刻意选择某些古典器型，或全面模仿，或加以改进，添上些当时流行的花纹。本书的编者在研究陶寺北墓地青铜器之时，亦对具有复古风格的器物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本书作者举出了三件具有复古风格的青铜器物，并指出了各自的特点：2016M1：6、7是在西周晚期流传下来的纹饰基础上添加了一些时代元素；2017M3011：8、9是用当时流行的器型，复原出时隔500余年的纹饰；2017M3011：56-58则是利用了早期器物的方座，对器身进行了改造。进而通过实物对比，指出“春秋战国的复古活动，主要目的是强调诸侯国的政治地位，强调他们的权力，利用一些旧东西作为他们权力的象征。”但是晋国的复古器物不同于齐国、楚国那样对商周器物的复原，更多体现出来的是“变古”，原因则在于春秋早期，晋国称霸诸侯达150多年，至春秋晚期，六卿争权，韩赵魏被周王室列为诸侯后，晋国公室日薄西山，一些旧有的礼制也随同失势的贵族一道被摒弃。这个结论非常有启迪性，为两位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点赞。

结论

整体看来，这本书是一本普及两周青铜文化，扩展晋国历史研究范畴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山右吉金》是一个系列书目，并非只有1本，李夏廷的《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王进、王晓毅的《山右吉金：隰县青铜器珍粹》在业界也非常有名。与之相较，《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全书只有两章（第一章：青铜器精粹，第二章：相关问题研究），虽说设定的章节较少，但是并不妨碍其编写的优良，除前文所说全书共收录青铜器130件，类型涵盖了晋式青铜器的各个方面；全书配有清晰照片340多张，照片旁配有作者简明扼要的文字注释，对青铜器进行讲解宣传；全书收录有青铜器线图29幅，清晰拓片31幅，线图为李夏廷老师绘制，拓片为李永敏老师实拓。最后，谨以志诚之心，祝王京燕、崔俊俊两位老师学术长青，佳作不断，在考古学领域，在晋国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单位：山西省翼城县文物局）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