锲而不舍 孜孜以求——怀念考古学家郑绍宗先生

2021年1月26日，考古学家郑绍宗先生仙逝，他为河北乃至中国考古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逝世即将两周年之际，我按捺不住心底的思念，拿起笔，成此小文，以示怀念。

郑绍宗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即参加了工作，1952年7月奉派在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通过此次培训，郑先生迈入了考古的门槛，从此与考古结下了一生的缘。

1956年，郑绍宗先生担任热河省博物馆考古组组长，1957年调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博事业也和其他事业一样一穷二白，既无人员又无设备，更没有办公场所，他首先面临的是艰苦创业，当时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任务很重，又缺少人手，多数情况下都是单枪匹马进行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几年的创业，文博摊子筹备了起来，工作研究状况逐渐得到了改善。

郑绍综先生1981～1993年先后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文博副研究员、研究员。作为河北考古的领军人物，他带领河北考古人开展了扎实的考古工作，对河北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考古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本人曾参与了满城汉墓的发掘，先后主持了定州三盘山M122号中山王陵墓、西汉肥如侯蔡文(寅)墓、契丹贵族辽驸马卫国王萧沙姑墓、秦晋国大长公主墓、辽后裔金越王萧仲恭墓、宣化辽汉官张世卿家族墓、金钜鹿郡王时立爱墓等的考古发掘，还组织领导了1981—1987年的河北长城考古调查，其中宣化辽墓的考古发掘荣获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郑先生主持多部考古报告的编写，发表文物研究文章140余篇，主编的《河北出土文物选集》《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先后荣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的《明蓟镇长城1981—1987年考古报告》获河北省社科成果“荣誉奖”和2013年度“中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1990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工作，时任副所长的郑绍宗先生找我谈话，拟安排我到《文物春秋》杂志社当编辑，但我表示，作为男同学还是希望到田野摔打摔打，他很高兴。后来在我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期间，郑先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使我受益良多。2007年底，我担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郑先生已退休多年，但仍在坚持进行考古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为了支持郑先生，我专门安排把郑先生的资料室从数公里之外的旧办公地点，搬迁到距家咫尺之遥和家属宿舍一个大院的新地点，并配备了新的电脑和照相设备。还安排专人协助，以方便他的研究工作。那段时间，郑绍宗先生经常抽空到我办公室聊天，对河北考古工作中的收获和存在的问题作提醒、指导。我有幸在先生的主导下参与了《明蓟镇长城考古报告》的整理出版工作。在我离开省文物研究所到省文物局工作后，他还不时和我通个电话，聊聊天。他曾不顾高龄，专门跑到局里给我送《明蓟镇长城考古报告》的获奖证书，《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第二分册）》出版后，他亲自复印了其中收录的他本人的条目送给我。我对先生的学术态度、成就和对河北考古工作的贡献非常钦佩，现摘其要回顾如下。

一

郑绍宗先生对河北早期文明研究贡献突出。河北的考古工作在1949年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可兹提起的仅有寥寥数处，新中国成立后，河北考古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至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得益于老一辈考古人的坚持和奉献，他们之中就包括郑绍宗先生。

郑绍宗先生对早期文明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1962年，他就对河北长城地区的原始文化类型进行了探讨，发表了《有关河北长城区域原始文化类型的讨论》（载《考古》1962年12期）等多篇综述和专门文章探讨河北早期文明。郑先生指出，河北古代文化的发展序列是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周和夏家店文化。他认为，仰韶文化中的正定南杨庄类型属后冈一期文化类型，曲阳钓鱼台类型属庙底沟文化类型，邯郸百家村类型属大司空类型。长城内外古文化在燕山以北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在燕山以南则是上述三种文化与中原磁山文化、仰韶文化的交错分布区。在从编年角度对河北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发展进行梳理后，他认为：河北早期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阶段的考古文化分区及编年比较复杂，各考古文化又分出各种不同的类型，其分布大体和河北省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古代居民的流动有着密切关系，在文化面貌上也是异彩纷呈的复杂局面；河北全境可分为冀中南和冀北两大区，中间大体以永定河、拒马河为接触交错地带。

郑先生对地处冀中的徐水南庄头、冀南邯郸磁山、冀北镇江营、迁西东寨、上宅以及三河孟各庄、易县北福地等各原始文化进行分区和编年研究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上述各文化的系统梳理，梳理内容包括河北地区原始农业的出现问题，河北早期各考古学文化间的关系，夏商时期文化编年与发展，河北的古城、古国，燕山以北平泉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带—聚落遗址等问题，并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二

郑绍宗先生参加工作初期在热河，所以对北方民族有特殊的感情和考古研究的便利，因此，从早年开始即致力于北方考古学的研究，而且偏重于对山戎、东胡、匈奴、契丹、辽金等文化的研究。

从1965年始，郑先生主持调查和发掘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数百座，发表了多篇考古简报，对于山戎族文化，特别是山戎的社会性质等，提出了一些有开创性的新观点。他根据《史记》中记载山戎侵燕，以致燕不能支，求救于齐，判断：春秋初期山戎是燕北方的一个劲敌，是燕国的势力范围内但并不能完全被燕控制的一个有武装的政治集团。他对河北平泉东南沟石棺墓墓葬形制、内涵、族属、出土遗物等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和内蒙古赤峰夏家店上层墓葬、宁城南山根石椁墓相近，确定其时代为西周末到春秋初年，首次提出了东南沟墓地属于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长期居住于该地区的地方民族的观点。

1953年以来，他调查的平泉八王沟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确认为契丹萧氏族墓地，对辽史研究有重要价值。1954年10月，郑绍宗先生主持发掘了辽驸马卫国王萧沙姑墓。该墓墓室规模宏大，除墓志铭外，出土文物共计2162件，是重要的辽国契丹贵族墓葬，也是当年的重大考古发现。1978年，又主持发掘了隆化辽北安州城，调查了沽源元查罕脑行宫城址等。经他亲手调查并研究的出土珍贵文物有契丹文金银符牌，萧仲恭契丹文墓志铭、成吉思汗皇帝圣旨银牌、西夏文经幢等。

1974—1993年，郑绍宗先生主持发掘了宣化辽墓。该墓地包括张氏和韩氏两个家族墓地，共10座墓葬，各墓墓室中多绘制有精美的壁画，总面积达300余平方米，壁画内容丰富，包括出行、散乐、备茶、备经、宴饮图等，总共出现人物206个。宣化辽墓壁画属辽代美术考古的重大发现，是辽代晚期中国北方民间绘画艺术的代表，对了解与研究中华民族的艺术史、思想史、民族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河北是长城大省，郑绍宗先生对长城考古调查和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配合文物普查工作，1981年组成由郑绍宗先生任队长的长城考察队，其中明蓟镇长城考古调查他亲自主持。明代蓟镇分为十二路，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到亓连口，田野调查从1981年开始，到1987年完成，历经七个年头，摸清了明蓟镇长城的家底。考察队共调查长城主体墙、附边墙736374.2米，调查敌台2097座，调查镇、路、关、营、堡城201座等，并发现了大量的碑刻，共收集到碑刻222方和一部分砖文，所记内容非常丰富，是研究长城极为重要的实物文献资料。主持编写了《明蓟镇长城1981～1987年考古报告》，全书240余万字，在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报告于2012年1月开始出版，历时两年，直到2013年12月，10卷本全部面世。罗哲文先生专门为报告作序，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该报告是首次全面实地调查明蓟镇长城的大型考古报告，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靠，使世人了解了作为重要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长城，对蓟镇长城的保护与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对明蓟镇长城的地理、历史和军事建筑科学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1981年长城考察队成立时，郑先生正当壮年，报告最终交稿时他已近80岁高龄，在全体长城考古调查队员特别是郑绍宗先生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考古人的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

四

除以上三方面的重要成就外，郑绍宗先生在其他考古研究领域也颇多建树，下面仅列一二。

战国以降，河北有三大郡国都城——邯郸赵王城、易县燕下都、战国中山灵寿故城，围绕这些大城还出现了许多郡县城址，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郑绍宗先生对赵王城、燕下都和战国中山灵寿城三大郡国都城进行了对比研究，对部分郡县古城特别是长城以北各时代的部分城址进行了调查研究，如丰宁西汉要阳都尉城、滦平西汉白檀故城等，对河北城市考古研究做出了贡献。

郑绍宗先生参加或主持的重要考古发掘，还有满城汉墓和定州三盘山等汉墓，及兴隆县大付将沟战国铁范遗址等。满城汉墓系凿山为陵的大型崖墓，是西汉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1968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组成了联合考古队，郑绍宗先生代表河北参与了发掘。两墓出土各类随葬品6000多件(套、副)，不仅种类多，且非常精美，其中，刘胜和窦绾玉衣是全国第一次发现的两件完整的“金缕玉衣”，使人们首次见到了完整的史书记载中的实物玉衣，揭开了历史上的“金缕玉衣”之谜。满城汉墓是“中国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和“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郑先生还参加了《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编写，出版了《满城汉墓》等书和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等。

此外，郑绍宗先生还亲手创办了《文物春秋》杂志，并担任主编（1989—1998年），至今这个刊物仍是河北省唯一的文博考古方面的专业期刊。

郑先生对考古的贡献一定会永远铭记在考古史上！

郑绍宗先生千古！

作者单位：韩立森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局）

编辑 | 张怡 实习编辑 | 李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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