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目录学与校勘学

问 《励耘书屋问学记》各篇多谈到陈援庵先生治史特别重视目录学、校勘学，你的意见如何？

答 这两门学问都是治史的基本学问。目录学是治史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之一，校勘学是治史所必备的基本技术之一。

兹先谈目录学。不管你治史走哪条路，对于目录学都要有相当认识，但我又认为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在这上面先下极大功夫。这一点与史学方法论之于史学研究一般，很重要，但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精通此道。若再进一步分析，所谓目录学可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目录学可指一切目录书籍，也可指一切书目知识而言；狭义的目录学是就章实斋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叙）而言，这是学术史的基本功夫，也是一项专门之学，一般史学家不必都能精通。一般史学家所须广博知识者，倒是广义的目录学，因为对于各种书刊内容多所了解，等到研究问题时，就知道当看些什么书。近人着手研究一项问题之前，多先翻查各种目录书，作为研究的准备功夫，也就是想先掌握与此问题有关的目录知识，并无必要达到狭义目录学的境界。但是我认为真正的目录学应就狭义而言，狭义的目录学才能真正算是一门学问。广义的目录学只是些目录知识，不能算是一门有系统的学问。不过史学界所谓目录学，通常都只就广义而言，非就狭义而言。

援庵先生治史特别重视目录学，也精于目录学，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治学的初步途径是自目录学书籍开始的。他本来只知读四书五经，目标在时文科举。后来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才知道还有很多好书可看。继而他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了不少功夫。后来著作也颇多直接关乎目录学的，如《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所以他的史学可说是从目录学入手的，自然也特别重视此项学问。其二，他特别注意史事专题研究，不但很少写通论性文字，而且也不做范围比较广阔的专史研究。他那样只作仄而专，而且比较偏僻的专题研究，就特别需要注意目录学，也就是上文所讲的广义目录学。例如他在抗战期间所写两部有名的佛教史考证文字，《清初僧诤记》征引书目，多到八十种；《明季滇黔佛教考》征引书目更多至一百七十余种，而且都是不常见的书，陈寅恪先生为后者作序，称其“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若非于广义的目录学先有广博的知识，何能至此！但反过来说，若不作专仄问题的研究，也就不必先有那样深的目录学功夫。即如我常说的前辈四大家中，就广义目录学的功夫言，宾四师与诚之先生、寅恪先生，似都不如援庵先生，不也同样有其高度成就？且如寅恪先生，中年名著唐史两《稿》及《元白诗笺证稿》，皆不藉很深的目录学功夫；而晚年《柳如是别传》，则征引繁博，非深于此道者不为功。此与论题有关，也因时代不同，而运用不同。中古时代的书籍不多，几乎研究中古任何问题，都要把所有相关的古书全看一遍；目录功夫只限于后代，尤其近代学人研究这些问题的成绩了。所以治史需要目录学功夫的深浅，亦因论题性质而异，因时代不同而异，不拘一律。但这门学问仍要有人下功夫去研究。不但狭义的目录学要有人去研究，为学术史建立基础；广义的目录学也要有人下功夫，编辑各种目录书，以便一般人各取所需地去利用。

至于校勘学，古籍传承久远，往往有脱讹处，故阅读时必须随时留意比勘，以免为脱讹所误。清人治学极注意校勘功夫，到援庵先生撰《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书局重刊本改名《校勘学释例》），校勘学的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总结经验，认为校勘有四种方法，即“对校”、“本校”、“他校”与“理校”。照他的说明，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之前最宜用之”。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理校法，即“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鲁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我们研究历史问题，一接触到史料，常会发现古书字句可能有问题，就必须运用校勘方法来解决。否则就可能做不下去；或者为脱讹的史料所诱导而对于史事作出错误的判断。至于校勘方法，大体上不出援庵先生所说四种方法的范围，若能加以综合运用，必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不过需要校勘学功力的深浅，也看自己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研究什么问题。有些问题随时要运用校勘技术来帮助解决，有些问题就很少需要。例如我写《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运用校勘法处比较少，而写《唐仆尚丞郎表》，就随时都用到校勘方法。后来写《旧唐书本纪拾误》（《唐史研究丛稿》第十篇），补正《旧纪》一百七八十事，就中很多是传刻夺漏或传刻字讹，都是该《表》写作的副产品，也都是用校勘法所获得的成果。近年写唐代交通问题，发现《元和志》、《寰宇记》及《通典》的《州郡典》，脱讹都很多，我们运用时要随时留意，遇有可疑处，就必须仔细考量，经过审慎比勘，才能引用。我曾有意对于这几部书作一番全盘校勘工作，但时间不允许，只得作罢。大抵讲通论、讲大问题，需用校勘功夫处比较少；讲较小问题，愈下细密功夫，校勘法的功夫就愈大。

1983年3月7日再稿

来源：《治史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