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之父”竟是盗墓贼，日本用国家资金支持来中国盗墓内幕

日本“考古学之父”是个盗墓贼

本文作者 倪方六

日本人对中国集安境内高句丽古墓葬的盗掘，主要发生在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至1936年（民国二十五）间，领头的是池内宏和滨田耕作两人。

图：“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

这两人都是日本国内著名的考古学者。池内宏曾先后任东京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是东洋史专家。

滨田耕作更厉害，是日本近代考古学家和汉学家，奠定了日本现代考古学的基石，被日本人誉为“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他除在日本国内进行考古以外，还曾任“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员，在朝鲜境内从事“考古”工作，把朝鲜人的祖坟挖了一通。

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这位日本“考古学之父”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盗墓贼。

日本人对本国的古墓保护相当严格，轻易不可能发掘。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国家，如中国、朝鲜、蒙古等，便成为日本人极佳的“考古”对象。日本人对外国考古资源的觊觎不是一天两天了，在考古上，日本人率先向欧美学习，开启了东亚考古的现代模式，包括中国早期的考古发掘方法、器物类型学等，有一部分都是跟日本人学的，现在日本的考古水平仍高于中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人不能来华随便挖了，便以提供考古经费的方式合作，参与对中国的古迹古墓发掘。

图：日本人对考古相当认真。图为2012年8月20日，日本考古学者松藤和人（右一）、菊池强一（左一）对中国河北省境内泥河湾侯家窑遗址土层进行分析，两名日本专家单膝跪着工作。

所以，从清末起，日本人在日本国家资金的支持下，便有计划地开展盗挖中国古墓。1925年（民国十四年，日大正十四年），滨田耕作和后来被日本人称“日本近代东洋考古学先驱”的原田淑人两人开始筹划成立“东亚考古学会”，其援助资金来自外务省，名义上是推进日本在中国的考古研究，实际上就是盗掘中国文物。

不客气地说，“东亚考古学会”是个“盗墓学会”。集安高句丽墓葬成了此“盗墓学会”的重要“研究”对象。集安高句丽墓葬中大量的壁画墓，不论是考古学价值，还是人类学、历史学价值都很高。所以，池内宏和滨田耕作将盗墓铲伸向了这些壁画墓。

图：高句丽古墓壁画人物风俗图

图：高句丽古墓壁画人物风俗图

图：高句丽古墓壁画人物风俗图

集安的壁画墓目前已知的有：角抵墓，舞踊墓，环纹墓，冉牟墓，洞沟12号墓，散莲花墓，龟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5号墓，五盔坟4号墓，麻线沟1号墓，山城下332号墓、983号墓，万宝汀1368号墓，下解放31号墓，长川1号墓、2号墓和禹山下41号墓，等等。这些墓中的大部分，都被池内宏和滨田耕作盗掘过。

日本人看中墓内的壁画，“研究”的手段很卑劣，能揭的揭下来，不能揭的拍成照片，所有他们挖盗的文物，一律带回了日本，没有给中国人留下一件。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东北考古工作者对日本人发掘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复查，并重新发掘。因为被日本人盗掘严重，几乎没有什么文物出土，可见日本的“考古”多么彻底，什么都不给你留下。

图：集安高句丽五盔坟4号贵族墓地宫入口

五盔坟位于集安洞沟平原的中部，有5座墓葬顺次排开，其巨大封土形如盔胄，当地人俗称为“五盔坟”。其中的5号墓，日本人编为“四叶冢”。为什么日本人编出这号？原来他们从墓中挖出了“金铜四叶”。

1962年，吉林省博物馆根据省文化厅的指示，会同集安县文物管理所对5号墓和日本人书里的“洞沟未编号墓”4号墓，进行了清理。工作队从当年6月开始，至8月基本结束。这次清理报告发表在《考古》（1964年02期）上，从报告中看，并没有什么新发现，大概早让日本人先“发现”光了。

前来盗集安高句丽墓葬的，并不只是池内宏和滨田耕作两个日本人，之前和之后都有“考古队”进入。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6月，其中有一支“考古队”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在时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的带领下，对内蒙古境内的辽代陵墓、集安的高句丽墓葬进行了盗掘。

图：集安丸都山城下一座贵族墓

这两人都是日本国内著名的考古学者。池内宏曾先后任东京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是东洋史专家。

滨田耕作更厉害，是日本近代考古学家和汉学家，奠定了日本现代考古学的基石，被日本人誉为“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他除在日本国内进行考古以外，还曾任“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员，在朝鲜境内从事“考古”工作，把朝鲜人的祖坟挖了一通。

图：集安高句丽城墙遗址（西段）

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这位日本“考古学之父”却是一个盗墓贼。

日本人对本国的古墓古迹保护相当严格，轻易不准发掘。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国家，如中国、朝鲜、蒙古等，便成为日本人极佳的“考古”对象。日本人对外国考古资源的觊觎不是一天两天了，在考古上，日本人率先向欧美学习，开启了东亚考古的现代模式。

中国早期的考古发掘方法、器物类型学等，有一部分都是跟日本人学的，或者说受到影响，现在日本的考古水平仍高于中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人不能来华随便挖了，便以提供考古经费的方式合作，参与对中国的古迹古墓发掘。

图：集安洞沟古墓群的千秋墓墓顶，堆满积石

所以，从清末起，日本人在日本国家资金的支持下，便有计划地开展盗挖着中国古墓。1925年（民国十四年，日大正十四年），滨田耕作和后来被日本人称“日本近代东洋考古学先驱”的原田淑人两人开始筹划成立“东亚考古学会”，其援助资金来自外务省，名义上是推进日本在中国的考古研究，实际上就是盗掘中国文物。

不客气地说，“东亚考古学会”是个“盗墓学会”。集安高句丽墓葬成了此“盗墓学会”的重要“研究”对象。集安高句丽墓葬中大量的壁画墓，不论是考古学价值，还是人类学、历史学价值都很高。所以，池内宏和滨田耕作将盗墓铲伸向了这些壁画墓。

图：高句丽古墓壁画人物风俗图

图：高句丽古墓壁画人物风俗图

集安的壁画墓目前已知的有：角抵墓，舞踊墓，环纹墓，冉牟墓，洞沟12号墓，散莲花墓，龟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5号墓，五盔坟4号墓，麻线沟1号墓，山城下332号墓、983号墓，万宝汀1368号墓，下解放31号墓，长川1号墓、2号墓和禹山下41号墓，等等。这些墓中的大部分，都被池内宏和滨田耕作盗掘过。

日本人看中墓内的壁画，“研究”的手段很卑劣，能揭的揭下来，不能揭的拍成照片，所有他们挖盗的文物，一律带回了日本，没有给中国人留下一件。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东北考古工作者对日本人发掘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复查，并重新发掘。因为被日本人盗掘严重，几乎没有什么文物出土，可见日本的“考古”多么彻底，什么都不给你留下。

图：高句丽古墓壁画人物风俗图

五盔坟位于集安洞沟平原的中部，有5座墓葬顺次排开，其巨大封土形如盔胄，当地人俗称为“五盔坟”。其中的5号墓，日本人编为“四叶冢”。为什么日本人编出这号？原来他们从墓中挖出了“金铜四叶”。

1962年，吉林省博物馆根据省文化厅的指示，会同集安县文物管理所对5号墓和日本人书里的“洞沟未编号墓”4号墓，进行了清理。工作队从当年6月开始，至8月基本结束。这次清理报告发表在《考古》（1964年02期）上，从报告中看，并没有什么新发现，大概早让日本人先“发现”光了。

图：丸都山城下的高句丽贵族墓地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前来盗集安高句丽墓葬的，并不只是池内宏和滨田耕作两个日本人，之前和之后都有“考古队”进入。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6月，其中有一支“考古队”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在时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的带领下，对内蒙古境内的辽代陵墓、集安的高句丽墓葬进行了盗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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