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梁思永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

梁思永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梁启超的次子，原籍广东省新会县，1904年11月13日生于澳门，1954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梁思永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他去美国留学，在哈佛入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对远东考古学问题进行研究。留学期间，为了解国内的考古研究情况，他曾一度回国，担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助教，整理过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部分发掘资料。

1930年夏季，梁思永留学归国，此后即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当时正值我国近代考古学刚刚兴起，梁思永作为中国第一位受过考古学科班训练的学者，对田野发掘逐步走上科学的轨道，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先后主持和参加的重要考古发掘主要有：黑龙江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和日照县两城镇的龙山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遗址，以及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陵等项。另外，还曾前往原热河省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40年代初期以后，梁思永因所患肺结核症加剧，长期卧床休养，不再继续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永于1950年5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病榻上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为有计划地开展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研究，培养年轻的考古干部，积极筹划、精心指导，做了很大的努力。

梁思永在学术上，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殷墟等方面的考古研究，作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梁思永留美期间写作并用英文出版的《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对仰韶文化进行比较详细研究的论著。关于仰韶文化，在20年代初期发现后的一段时间，仅瑞典学者安特生对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作过发掘，由于没有正确地划分地层，对仰韶文化陶器群的认识存在一定的混乱。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的西阴村遗址，是一处堆积比较单纯的仰韶文化遗址，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但李济本人所著《西阴村史前遗存》的内容属发掘简报性质，未及进行深入的探讨，而梁思永的论著，则是在对西阴村第四探方所出一万多块陶片进行详细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与已经见于报道的我国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邻近国家和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当时龙山文化尚未发现，他还不可能指出安特生所说的“仰韶文化”实际混有龙山文化的遗存，但在肯定西阴、仰韶两遗址的密切关系时，已经敏感地看出仰韶村的个别器形(如三足器和镂孔高圈足等)不见于西阴村。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那些器物正是混入的龙山文化遗存。

梁思永所作田野发掘，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从1928年开始进行的殷墟发掘，由于他的参加，提高了发掘工作的科学水平，使某些混乱的概念得到澄清，明确殷墟并未经过什么“漂流淹没”，而是遗留有夯筑的宫殿基址。1930年新发现的龙山文化，是中国史前时期研究的重大收获。他参加了1931年秋季的城子崖发掘，并且负责编辑《城子崖》这本我国考古学史上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梁思永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发掘，加以曾对西阴村陶器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使他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代文化都有丰富的具体知识。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他主持安阳后冈遗址发掘的时候，便成功地区分错综复杂的地层关系，从地层上判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代文化的年代序列，发表《小屯龙山与仰韶》和《后冈发掘小记》两篇著名的论文。这一关键性问题的解决，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转折，使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水平大大地提高。

梁思永对龙山文化作过深刻的研究。他除参加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外，1936年夏季主持发掘了日照两城镇附近的瓦屋村、大孤堆遗址，1937年4月还曾参观过浙江杭县良渚遗址的发掘情况。梁思永在1939年为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所写《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是关于龙山文化的第一篇综合性论文。当时，有关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不多，豫西和陕西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存尚未发现，该文已经作出不少精辟的论断。梁思永主要根据山东和豫北的发现，对龙山文化的面貌和特征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初步概括，预见到龙山文化将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类型，并且探讨了龙山文化和殷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在同梁思永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相比，关于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积累得比较丰富，对各地龙山文化的类型及其来龙去脉也探讨得更加深入，但他四十年前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梁思永所作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昂昂溪的发掘和热河的调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东北地区史前时期难能可贵的两批考古资料。

1934年秋季和1935年春、秋两季，梁思永对安阳侯家庄西北冈的殷代王陵地区，进行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为殷代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资料。两年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大型墓葬和1000多座小墓。大墓一般都有四个墓道，墓室部分占地即达三四百平方米，虽然屡经盗掘，墓内遗物损失较多，但收获仍很丰富。特别是大墓普遍发现杀殉“人牲”的遗骨，最多的有一二百具以上。大墓附近上千座成排密集的小墓，则是当时有计划安排的祭祀坑。这生动地反映了殷代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残酷状况。西北冈殷墟的发掘结束以后，梁思永随即着手进行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但在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整理工作不可能顺利进行，他自己又身患重病，因而未能将发掘报告全部完稿。后来，由参加过西北冈殷陵发掘的高去寻，根据梁思永的遗稿，辑补为多卷本《侯家庄》的第2～9本，已在台北陆续出版。它们分别是1001、1002、1003、1004、1217、1500、1550号大墓，及高去寻辑补后又经石璋如校补的1129、1400、1443号大墓。

梁思永的单篇论文，在他逝世以后，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为《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